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他们爱护人民是何等之深，为人民忧虑又是何等之切，用君子长者的道德来对待天下。发现一点善行，就及时地奖励，并且及时地歌颂、赞美这样的善行，为的是用这种办法使人们开始乐于行善，并且勉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发现了一点错误，就及时地处罚，又及时地怜惜同情有过之人，为的是帮助他改过自新。所以嗟叹赞许的声音，欢乐悲伤的情绪，在虞、夏、商、周的书上都能见到。成王和康王死后，穆王即位，周朝的道统开始衰败，但是穆王还吩咐他的臣子吕侯，告诉他要慎用刑罚。穆王的话忧虑却不悲伤，威严而无怒气，慈爱并且果断，流露出同情无罪者、为他们感到难过的情感。所以孔子对穆王还有所肯定。
《书》上说：“赏赐与否难以确定时就奖赏，这是为了推广恩德；惩罚与否难以确定时就不加惩罚，这是为了慎用刑罚。”尧的时候，皋陶做狱官，准备处决一个罪犯。皋陶多次下令说杀，尧却多次下令赦免。所以天下人都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欢尧的用刑宽仁。四方的诸侯说：“鲧是可用之人。”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败坏了同族的人。”后来又说：“试试他吧。”为何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主张，而同意四方诸侯对于任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心意，由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书》上说：“如果罪行难于确定，就从轻发落；如果功劳难于确定，就从重赏赐。与其错杀一个无罪者，宁愿自己承担不遵守成法的过失。”唉！赏罚的道理全在这几句话里了。可以赏也可以不赏的，赏他就是超过了仁的范围；可以罚可以不罚的，罚他就是越过了义的规定。超过了仁的范围，还不失为君子；越过了义的规定，便要沦为残忍的人了。所以仁的范围是可以超过的，义的规定却是不可以超过的。古时候不用爵位和俸禄作为赏赐，不用刀子和锯子来实行刑罚。用爵位和俸禄作为赏赐，这样的赏赐只能施及到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却不能施及到没有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刑罚用上了刀子和锯子，这样的刑罚只能施加到被行刑的人身上，却不能影响到没有受刑的人。先王知道天下的善人善事赏赐不尽，所以爵位和俸禄也不足以起到鼓励作用；又知道天下的坏人坏事不能全都处罚到，所以刀子和锯子也不足以形成制裁。因此赏罚不能确定的时候，就根据仁的原则来处理；用君子长者的道德来对待天下，使天下人统统为君子长者的道德所影响。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上说：“君子如果乐于听到忠言，祸乱就会马上停止；君子如果怒责小人的谗言，祸乱就会马上停止。”君子对于结束祸乱，难道还有什么更为奇特的办法吗？只不过是控制自己喜怒爱憎，不违背仁的原则就是了。《春秋》的本意是：立法贵在从严，而处罚人贵在从宽。按照它褒贬的原则来制定赏与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题解】
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考进士时的论文题目。古代科举考试，论文题目多出自四书五经，这篇题目出自《 尚书》中孔安国关于“罪疑为轻，功疑为重”一句作的注解，即“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此文以“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为中心，通过引用古代的典故，以论证这一道理，说明只有按照这一原则进行赏罚，才符合忠厚仁义的道理。
【解读】
本文开头举出古代圣贤尧舜等人劝民向善的事例，目的在于为下文做铺垫；接着写周朝到衰世的时候，虽然周王让人定了刑法，但目的还是要人行善，这是从正面烘托本文的主旨。次段引了尧跟皋陶、四岳的对话，从中可见古人的宽厚之心，这是以古论今的写法。第三段是本文最关键的部分，作者先以一个“疑”字，引出刑赏必须宽厚的观点，然后又指出爵禄和刀锯并非劝善和惩恶的最佳方式，只有“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天下才能归仁。最后一段引用了《 诗经》和《春秋》的典故，重申了“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观点，这种用典的写法使文章更富有说服力。”明代王世贞《三苏文范》中说：“此篇只就本旨，从‘疑’上全写其忠厚之至，一意翻作三段，非长公笔力不能如此敷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