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儒生往往利用他们所谓的道德教化来干扰法律的正常执行，而侠士豪客们又经常依靠武力来违反禁令。”儒生和侠士都受到韩非的讥议，但是有学问的儒者还是多被世人称道。至于那些用儒术取得宰相、卿、大夫职位的人，他们都因为辅佐所在朝代的君主，功业名望因而昭彰于史书之上，我固然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如果谈到季次、原宪这些出于寻常里巷的平民，他们熟读诗书，心中念念不忘君子的道德规范，坚行道义而不苟合于世俗，他们的行为也为世俗所讥笑。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用蓬草编成门户的空屋子当中，连布衣粗饭也常常难以自给。他们已经死去了四百多年，但是后世的儒者却常常怀念他们。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一定都合于现在所说的正义，但是他们说话必然信守承诺，行事必有结果，已经允诺的事情必定诚心去办理，甚至为了解救危难中的人士而不顾性命，等到已经把别人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也不夸耀自己的能力，羞于对别人吹嘘自己的恩德，这似乎也是值得称颂的吧！
况且，危难的事情是人们常有的，太史公说：昔日虞舜在淘井和修理粮仓时曾陷入困境；伊尹曾背着鼎和砧板给人家当厨子；傅说曾因罪隐匿在傅岩；吕尚曾穷困潦倒于棘津；管仲曾被戴上手铐脚镣，成为囚犯；百里奚曾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到威胁，又在陈、蔡等地忍饥挨饿。这些都是儒士们所说的有道的仁人志士，他们尚且遭受这些灾难，何况是一个普通人，又处在乱世最黑暗的时期呢？他们遇到的灾害又怎么能说得完呢！
老百姓有这样的话：“谁知道是否仁义，享受谁的恩惠，谁就是有德的人。”所以伯夷认为周之灭商是丑陋的行为，因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圣王称号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盗跖、庄凶暴残忍，但是他们的党徒却永远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可见，“偷窃衣钩的被诛杀，盗窃国家的人则贵为王侯；只有王侯的门庭内，才存在仁义”，这话一点也不假！
现在一些迂腐的儒者，抱着自己所认定的狭隘道义，把自己长久地孤立在世俗之外，他们怎么能比得上那些降低格调、迎合世俗，与世沉浮而取得名望和荣誉的人呢！然而，平民出身的游侠，注重取得和给予，注重信用和承诺，他们的义气传诵千里，为人牺牲性命，全然不顾世俗的议论，这些人也有他们的长处，不是随便乱来的。所以士人在穷困窘迫时往往以性命相托，难道这不是人们所说的贤能杰出的人物吗？假如让这些民间豪侠与季次、原宪等儒生从地位、能力，以及对当代的贡献加以比较，会发现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如果以办事功效显著、言行都讲求信用来看，游侠所表现的义气又怎么可以轻视呢？
古代的民间游侠，已经无从知道他们的事迹了，近世的延陵吴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富厚的土地财产、卿相之高位，得以广招天下贤士，扬名诸侯之间，不可以说他们不是贤者。但这好比顺风呼喊，声音并未增大，是因为风势可以让声音传播得更远。至于民间的游侠，他们修养自己的品行，成就自己的名声，声望传扬于天下，人们没有不称道他们的贤德的，这才是真正困难的。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他们的事迹，不肯加以记载，所以秦以前平民游侠的事迹全部湮灭而不传于世，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兴起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这些人虽然时常触犯当代的条文法令，但是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讲，他们注重廉洁退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不是凭空建起来的，士人对他们的拥戴也并非毫无缘故。至于像朋党豪强互相勾结，利用钱财役使贫困的人，仗势欺凌弱小孤苦的人，放纵贪欲，只求自己畅快，游侠对有这些行径的人也是极为憎恶的。让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之人不认真考察游侠的心意，而不负责任地把朱家、郭解等游侠与豪强暴徒混同起来，而一起加以讥笑。

【题解】
此文是《 史记·游侠列传》的序言。游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多出身闾巷，身份卑微，但做事重情义、轻生死，是伸张正义的侠士。但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游侠之风衰靡不振，这一方面是因为侠不为法网所容，另一方面是由于学士的排斥。司马迁此文中之所以对游侠赞赏有加，除了以上缘由外，还跟他的遭遇有关。司马迁因替李陵仗义执言，而遭致横祸，心中的痛楚难以抑制，所以文中也流露了司马迁对游侠之风衰退的无奈和嗟叹。
【解读】
本文首段引用了韩非子的话，然后用儒和侠对举来衬托侠的美德和地位。接着，司马迁又从侧面描写人世间的危险，他引用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仲尼等人身陷困境的事例，指责世俗道德的公正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正是司马迁不满之意的集中体现。继而提出世间要存“侠客之义”。末段说布衣之侠不但受当世学者的排挤，还为法网所不容，但即便处境险恶也能独善其身。此文六赞游侠，往复回环，步步曲折，曲尽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