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贾谊传

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即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全郡。

　　河南守吴公听说他才华出众，将他召至门下供职，倍加赏识。

　　汉文帝即位初，听说河南守吴公政绩突出，在全国数第一。

　　又因他与李斯同乡，曾以李斯为师，于是将吴公征为廷尉。

　　吴公便向文帝进言，说贾谊年少有为，精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便将贾谊召入朝廷为博士。

　　在当时的博士中，贾谊只二十来岁，最为年轻。

　　每次皇帝诏命博士议事，诸老先生不能应答的，贾谊却能对答如流，每每道出诸生心中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意思。

　　因此，诸生无不佩服贾谊的才干。

　　文帝大悦，将他越级提拔，一年不到便官至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开国已二十余年，天下太平，应当改订历法，变易车马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于是他创制了一套仪法上奏皇上，祭祀用五种牺牲，崇尚黄色，职官名也全部更换。

　　文帝为表谦让不肯改制，但各种法令的更定以及列侯各回封国等，这些都照贾谊提出的主张办了。

　　因此，文帝提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大臣群起反对，并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此后，文帝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并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因受贬离朝，情绪低沉，渡湘水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

　　屈原是楚国的贤臣，遭受谗言而被放逐，因忧愤而作《离骚》。

　　《离骚》结尾写道“：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于是投江自尽。

　　贾谊追思伤感，借吊屈原以自况。

　　其赋如下：“微臣恭承皇上诏命，以待罪之身赴任长沙。

　　沿途听说屈原大夫，就自沉于汨罗江中。

　　我今凭借湘江之水，谨表伤吊先生之情。

　　上天不公，谗言无忌，才断送了先生性命。

　　呜呼哀哉，先生所处是何世道！鸾凤高洁却藏匿逃窜，鸱号鸟丑恶却振翅翱翔。

　　不肖之徒窃踞高位，进谗谄之小人得志；贤良之属横遭谪贬，正直之士无地容身。

　　骂卞随、伯夷为污浊，捧盗跖、庄碒为廉洁；斥莫邪之剑为鲁钝，誉软铅之刀为锋利。

　　可悲可叹正气不伸，先生何能仅以身免！抛弃珍贵的周鼎，反将瓦盆当作宝贝。

　　用疲牛驾辕跛驴拉套，让骏马垂耳去拉盐车。

　　以冠为屦上下颠倒，理所当然不可久长。

　　可悲呀苦命的先生，为何偏偏遭受此难！“算了吧！算了吧！举国之人不知我心，独自忧伤对谁诉说！本应像凤鸟飘然而逝，自己引退而远远离去；本应像九渊之神龙，深深潜藏以珍重自己；隐处避开鳄鱼水獭，更何况与虾蛭为伍？只是保持圣贤的美德，远离浊世以洁身自好。

　　假使麒麟可被羁绊，那与犬羊有何不同？身逢乱世遭此祸殃，也有夫子自己的过失！可遍历九州择君而辅，何必留恋此一故都？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览德政之辉才肯下来，察见德行败坏之征兆，便重新振翅高飞远去。

　　那寻常的沟沟洼洼，岂能容下吞舟之鱼！横行江湖的鱼..鲸啊，困于沟洼，当然要被蝼蚁所欺了。”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一天，有只服鸟飞进他的馆舍，落在坐席上。

　　服鸟类似于号鸟，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鸟。

　　贾谊谪居长沙以来，常因长沙地势低洼潮湿而暗自伤悼，认为寿命将不长，于是借服鸟作赋以自我宽解，其文如下：“岁星在单阏之年，孟夏四月，日逢庚子太阳西斜之时，有服鸟飞进我的馆舍，落在坐席一角，其貌好像甚为优闲。

　　异物猝然来临，必有其非常的缘故，找出书来翻阅，果然有此征验。

　　书上说：‘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于是我问服鸟：‘我将向哪里去？是吉利的话请告诉我，有凶险请讲明灾祸，发生得是迟还是早，请告诉我确切的日期。’“于是服鸟叹息，作举头奋飞之状，其口虽不能言，却能以意相对：万物的变化，本来无休无止。

　　流水变易，或后浪推前浪，或曲折回旋。

　　形体精气转相接续，是以变换形式相嬗递。

　　此中之奥妙，何能说得清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于一门，吉凶同在一地。

　　那时候吴国该强大吧，夫差却遭到败亡；越国不过是栖息于会稽一山的小国，勾践却称霸于世。

　　李斯游秦功成名就，但终于被处以五刑；傅说也受过胥靡之刑，后来却被武丁拜为宰相。

　　祸之与福相为表里，正如绞索之两股互为附会。

　　命运不可言说，谁能知其止境？水流得激则干得快，箭发得急却射得远。

　　万物运行止息，相互震荡转换。

　　水蒸发为云降落为雨，无不相互纠纷交错。

　　天地造化如陶者作器，精气聚散无有一定。

　　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

　　祸福之迟早自有天命，哪能知道它的时候？“况且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其聚合离散消亡止息，哪有一定之规？千变万化，无始无终。

　　人之生也忽然，何必玩弄爱生之意；化为异物，又何必害怕！小聪明之人自私，轻贱他人而贵惜自我；通达之人则目光远大，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

　　贪婪之辈为财货所累，忠烈之士为名节所系；醉心权势者死于权欲，贪生怕死者则布衣终身。

　　趋利之徒，东奔西忙；贤人不为名利折腰，荣辱进退处之泰然。

　　愚士为流俗所羁绊，拘束窘困如同囚徒；圣人遗世独立，只与天理美德同在。

　　众生芸芸，所好所恶积满胸臆；真人恬淡无为，只按自然天性行事。

　　绝圣弃智而忘形，超然物外而无私；寥廓宇宙海阔天空，与道逍遥自由翱翔。

　　乘风顺流则前往，遇险受阻即止步；放浪形骸听任天命，都不出于一己私意。

　　将生命视若浮云，把死亡当作吉庆。

　　安静有如万丈深潭，行动有如无链之舟。

　　不因求生而自保，只养虚空若浮行。

　　圣德之人无牵无挂，乐天知命无忧无虑。

　　像‘野鸟入室’之细微小事，又何足心存芥蒂疑神疑鬼呢！”过了一年多，文帝想起贾谊来，将他征召入京。

　　贾谊入朝觐见时，文帝刚祭祀天地完毕坐在未央宫前宣室之中，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便向贾谊询问鬼神之本元。

　　贾谊便将鬼神之所以然一一道来，直至夜半，文帝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中竟挪到了他的身边。

　　事后文帝说：“我很久未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已超过他，而今看来还未赶上他。”于是，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最受宠爱，因他好读书，所以让贾谊任其太傅。

　　其间，文帝经常以国家大事向贾谊征询。

　　当时，匈奴强盛，不断侵犯边境。

　　汉天下初定，法制宽松而不完备。

　　有些诸侯王僭越，占地超过古制，淮南、济北王都因谋逆被诛。

　　贾谊几次上疏指陈政事，多为匡正过失建立制节而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如下：“臣认为目前的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而其他背理伤道之事，则难以遍举。

　　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大治了，唯独臣以为未必。

　　说天下已安已治的人，不是愚蠢便是阿谀，事实上都不是知治乱之道的人。

　　将火放在干柴之下而睡在其上，火未到烧起来的时候便称之为安全，今天的形势，与这有何不同！本末倒置，首尾断绝，国制纷乱，毫无纲纪，怎能称之为治！陛下何不令臣下条陈治安之策，以供抉择！“射猎之娱乐，与国家安危之枢机，哪个为急务？假如为治国而劳心损智，疲苦身体，荒废了钟鼓之乐的话，不那样作也行。

　　让游乐与现在相同，而使诸侯们各遵法制，兵革不兴，民众安宁，匈奴宾服，四夷向往，百姓淳朴，讼狱衰息。

　　这些大的方面解决了，则天下即可顺而治之，海内之气象，清新平和，都可一一调理。

　　那样，陛下则生为明帝，没为明神，英名美誉，永垂不朽。

　　对祖先有功，对宗室有德，使您的庙号称为太宗，上可与太祖相配，下可与汉室同光。

　　那样，建立起久安之势，完成了长治之业，以继承祖庙，以奉养六亲，可称为至孝；恩泽天下，养育众生，要称为至仁；立法定制，赏罚分明，可作为后代万世效法的程式，即使有年幼愚昧不肖之子孙，也能凭借祖宗的基业而安然无恙，这可称为至明。

　　以陛下之通达圣明，即使让几个稍稍懂得治国的人在下辅佐，要达到这一步也并非难事。

　　这些臣以前已向陛下上疏条陈过，望陛下幸览不要遗忘。

　　这是臣以天地事物相稽考，以往古事例为验证，研究当今之时务，经日思夜想而形成的，即使禹、舜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无以改变这些。

　　“分封诸侯国太大，其势力强固必然犯上作乱，下民横遭祸殃，皇上日夜悬心，这绝非使上下安全之策。

　　而今已有皇上之亲弟图谋自立为东帝，皇上亲兄之子发兵西向进攻京师之事，现又有人告发吴王不轨。

　　当天子春秋鼎盛，施行仁义，未有过失，恩德广被，赏赐有加之时，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大诸侯国的势力比这些诸侯国更强大十倍呢！“然而，天下并未因此大乱，是何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大国之王年幼未及成人，势力弱小，由朝廷任命的傅、相等正掌管着实权的缘故。

　　数年之后，这些诸侯王大都成人，血气方刚，借口朝廷派去的傅、相老病而将其罢免，自丞、尉以上的官吏全部安插上他自己的人，那样的话，就会步淮南、济北王之后尘。

　　那时再想要治国安邦，即使是尧舜也无办法了。

　　“黄帝说：‘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否则，便是失时、失利，现在按这个道理来治理，很容易达到目的的。

　　如果不肯及早动手，毁于骨肉之情而不忍削除，那跟秦代之末世岂不一样？以天子之尊位，趁现在有利之时机，可利用上天之扶助，尚且害怕而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上，会不会联合诸侯以匡护天下呢？依臣之见，陛下一定不会那样做。

　　假设天下如过去一样，即淮阴侯仍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以贯高为相，卢绾为燕王，陈..为代王的话，陛下在这六、七个人仍在的时候即位，能够觉得自己安全吗？依臣之见，陛下不可能安全。

　　当天下纷乱之际，高皇帝与这些人一同起事，不借助他们的势力则不能成功。

　　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可为中涓之臣，其余只不过配作舍人之类的属官，因其材力不够差得太远了。

　　高皇帝因明圣威武登上天子宝座后，分割膏腴之地封他们为王，多者达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可谓深厚之极。

　　但那以后十年之间，这些王造反的有九起。

　　陛下与这些人，不是亲身与之进行才力的较量而迫使他们为臣的，他们的王位也不是陛下所封的，既然像高皇帝那样都不能有一年的平安，所以臣知道陛下更不可能。

　　当然还可推诿，说他们是异姓王，那么臣再试举宗室之王看看。

　　假使悼惠王仍为齐王，元王为楚王，其中子为赵王，幽王为淮阳王，共王为梁王，灵王为燕王，厉王为淮南王，陛下如果在这六七个亲贵还在时即位，能够治理好国家吗？依臣之见，陛下也不可能。

　　这些王，虽然名义上称臣，但实际上自以为是皇上的兄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无不处心积虑想称帝自为天子。

　　他们擅自拜官封爵，赦免死罪，甚至僭越使用天子的仪仗车马，使朝廷的法令不能推行。

　　有像厉王那样无法无天的，连诏令都不肯听，召他们进京岂会来么？就是来了，又安能依法治其罪！动一个亲戚，其余的都环目而视群起而攻，陛下的臣子虽然忠勇有如冯敬的人，但恐怕刚一开口，匕首便已捅进了他的胸膛。

　　陛下虽然贤明，又有谁来帮助治理呢？所以说疏者为王必然危险，亲者为王必然叛乱，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异姓王恃势妄动的，所幸朝廷已战胜了他们，但并没有改变制度铲除祸根。

　　同姓王步其后尘而动，既然也被验证，但其势力却原封未动。

　　祸患之变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

　　贤明之帝处在这种形势下，都不可能得到安宁，后世将如何是好？“有个名坦的屠夫一天肢解十二头牛，而且其刀刃锋芒不钝，因为他无论剖开、剥离和分割，都是按肌理而解。

　　至于髋髀等大骨之处，便非用斤斧不可。

　　仁义和恩泽，可比为人主的芒刀，权势与法制，则是人主的斤斧。

　　而今诸侯王都是些如髋髀一样的大骨头，放下斤斧不用，而想施用芒刀，臣认为不缺便会折断。

　　对淮南、济北二王为什么不施以仁义恩泽而予以诛杀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

　　“臣总结以前的事实，大抵势力强的先行反叛。

　　楚王淮阴侯最强，便最先反；韩信倚仗匈奴接着反，贯高得到赵的资助，则又反；陈..兵力最精，则又反；彭越役使梁民，则又反；黥布役使淮南民，则又反；卢绾力量最弱，所以最后反。

　　长沙王只不过二万五千户，功少而最能保全，势弱而对朝廷最忠，并不只是其性情与那些人不同，也是形势之使然。

　　假使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拥据数十城为王，到如今已灭亡了也未可知；让韩信、彭越之辈只是列为彻侯，到如今仍然存在也说不定。

　　所以说天下之大计是可以推测的。

　　希望诸王都忠于朝廷，则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希望臣子们不遭菹醢之刑，则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希望天下能得治安，不如多封诸侯而减少其势力。

　　力少则容易用礼义约束，国小则对朝廷不起邪心。

　　使国家的形势像身体指挥臂膀，臂膀指挥手指一样，莫不随心所欲。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争先恐后向天子效命。

　　即使是普通小民，也能看到他们已安分守法。

　　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圣明。

　　割地分封应定下制度，下令将齐、赵、楚等国各分为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按继统各受祖宗的份地，直到其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应如此。

　　其份地多而其子孙少的，先分为几国空缺放置着，待其子孙出生后，让他就国为君。

　　凡诸侯之地因犯罪而没入汉室的，都用来作为列侯国邑和封其子孙的补偿之数。

　　这样做，一寸之地、一人之众的利益，天子都没有得到，只不过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大治，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清廉。

　　分地制度一定，宗室子孙无需考虑不被封王，在下无反叛之心，在上无诛伐之意，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爱。

　　只要法制确立不受侵犯，诏令颁行而无违抗，像贯高、利几之徒的奸谋就无以产生，像柴奇、开章之辈的诡计就无以萌发。

　　小民日趋驯服善良，大臣越发恭谨顺从，因而天下都知道陛下的礼义。

　　那样，即使继天子之位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天下也照样太平，甚至以遗腹子继位，天下也不会动乱。

　　一朝实现大治，后世称颂圣明，动此一点其他便可迎刃而解，陛下为何畏难而久不下此决心呢？“今天下形势正如患了肿足之病，小腿几乎粗如腰，指头几乎粗如大腿，平时不可屈伸，如遇一、二个指头抽搐，则全身疼痛无可奈何。

　　今天失去机会不予医治，必然成为锢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一样的良医，也不能治了。

　　天下之病并不只是足肿，还苦于脚掌扭转。

　　楚元王之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的楚王是陛下堂弟之子。

　　齐悼惠王是陛下亲兄之子，现在的齐王是兄子之子。

　　亲近的抑或无份地可封以安天下，疏远的抑或控制了大权以逼天子，所以臣说不只是足肿，而是苦于脚扭。

　　臣可为之痛哭的，正是这个病啊！“天下形势又恰如倒悬之状，做天子的，理当为天下之首，为什么呢？因他在上。

　　蛮夷之人，则为天下之足，为什么呢？因其在下。

　　而今匈奴倨傲无礼侵掠边境，大不敬之极，是天下最大的祸害，而朝廷每年却送给它金银丝锦彩帛。

　　征召号令夷狄，是主上掌握的权柄；向天子进贡，是臣下的礼数。

　　足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如此倒悬，而不能解救，还能说国中有人么？非但倒悬而已，而且又像得了痹症和痱症一样，痹者半身麻木，痱者一方剧痛。

　　现在西部、北部边郡，虽有高爵之位也不能轻易免除徭役，自五尺以上孩童都要备战戍守，侦察哨兵了望烽火昼夜不眠，将士们披着甲胄而卧，这就是臣说一方有病的原因。

　　臣能医治此病，而陛下不让医治，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一。

　　“陛下为何忍受得了以皇帝之尊号甘为戎人之诸侯，气势上既已低下屈辱，而祸患并未因此停息，长此以往如何是好！为陛下出谋划策的人都认为只有如此，真令人不可理解，太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具了。

　　依臣估算匈奴的人口不会超过汉朝的一个大县，以天下之大被一县之众所困，太叫主事的人羞愧了。

　　陛下何不试以臣担任属国之官以主持匈奴之事？按臣的计策行事，定将绞索套上单于脖子而制其死命，定将叛徒中行说捉回来用鞭子抽其背，定使匈奴部众唯皇上之命是听。

　　但是今天不去攻凶猛的敌人却去围猎野猪，不去缉捕叛徒而去猎捕野兔，玩于小的娱乐而不顾国家的大患，这正是国之不安的根源所在。

　　皇上的恩德应可施之远方，军威应可加之远方，而今只数百里之外威令即不能传播，可为流涕者此为其二。

　　“现在民间买奴婢的人，给奴婢穿刺绣的衣服、丝作的鞋子，鞋子还用名贵的‘偏诸’裹边。

　　这都是古代天子、后妃的服饰，并且只在入庙祭典时穿，平时宴会时都不穿。

　　而今天竟然能给奴婢穿用。

　　用白纱为面，有薄纨为里，用‘偏诸’作缏，绣上彩纹，是古代天子之服，而今的富商大贾却在接待宾客之所用它来装饰墙壁。

　　古时奉养一帝一后，需其节俭才负担得起，而今平民之屋墙上都挂着帝王之服，下贱的倡优奴婢都穿上帝后之服，但天下财尽之家，绝不会没有。

　　况且，以皇帝之身只穿着厚绨，而富民墙上却披着文绣；皇后只以‘偏诸’缀衣领，而平民的奴婢却用‘偏诸’裹鞋边，这正是臣所说的错乱啊！一百人劳作不能供给一人穿衣，想天下无人受冻，怎能实现呢？一人耕作，供十人吃喝，想天下无人挨饿，是决不可能的。

　　饥寒对于民众有着切肤之痛，想使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是不可能的。

　　国家已经穷困，盗贼将起只在早晚，然而为陛下献计的还说：‘天下太平，不可动摇。’真是好说大话。

　　风气已到了大不敬，已到了无尊卑等差，已到了犯上作乱的地步，而进言献计者还在说‘无为而治’，可为长叹息者这是其一。

　　“商鞅遗弃礼义，抛掉仁爱，鼓励人们专心于进取之道，推行了二年，秦国风气日益败坏。

　　由此秦国富足人家的儿子长成便要分家，贫苦人家的儿子长成便出为赘婿。

　　儿子借给父亲农具用用，脸上都要露出恩赐之色；母亲拿儿子的箕帚用了，马上会遭到白眼相责。

　　女人竟然当着舅兄之面给孩子喂奶，无礼之甚。

　　嫂姑一不高兴，便反唇相讥。

　　各人只爱其子又贪嗜财利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不过当人们同心并力于战场上时，还可说是为了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但大功告成之后，却始终不知应恢复廉耻之心、仁义之道，让兼并之法、进取之业进一步发展，导致天下大坏，出现人多的压迫人少的，聪明的欺骗愚蠢的，勇武的威吓怯懦的，强壮的侵凌衰弱的局面，其混乱达到了极点。

　　因而大贤大德的高祖出世，威震海内，以德行服膺天下。

　　以前为秦所有的，现在都转而归汉了。

　　不过，其遗风余俗，尚未得到改正。

　　今天人们互相竞赛侈靡，不要制度，不要礼义，不要廉耻，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年比一年加剧。

　　人们只是追逐利益，而不顾行为的善恶，为利甚至有杀父杀兄的。

　　盗贼不但割下人家的门帘，连宗庙的神器也敢偷窃，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剽劫钱物。

　　有个官吏矫诏伪造文书盗出国库上十万石粟、六百余万钱，竟乘坐驿车大摇大摆穿行郡国，这真是见利忘义之尤。

　　然而，大臣们只是把上报文书、不误期会看成急务，而对世风日下，人心败坏，竟安然不以为怪，以至熟视无睹，认为是势所必然。

　　说起来，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向往仁义，也不是这些俗吏所能办得到的。

　　俗吏所能做的，只在笔刀筐箧上，而不知大局不识大体。

　　但陛下也不以此为忧，臣不禁为陛下深感哀伤。

　　“建立君臣，分别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序，这并非上天的规定，而是人间的创设。

　　人之所以要创设这些，是因为不设君臣则不能立国，不定上下则势成僵局，不修礼仪则人心败坏。

　　《管子》上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管仲是个愚人，他说的话倒罢了，但管仲是懂得治体的，他的话难道不令人心寒吗？秦灭掉了四维，致使君臣之间乖张错乱，六亲之间造祸相戮，奸人并起万民叛离，只十三年，其社稷便化成了丘墟。

　　今天四维仍然未能齐备，因此奸人存侥幸之望，而众心也疑惑不定。

　　如今应规定纲常之制，使君有君德，臣有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有相应之礼，使奸人无隙可趁，而群臣共为忠信，皇上也不必猜疑惶惑。

　　这个大业奠定，世世可致太平，而且后人只需坚持循行即可。

　　如果不定此纲常之制，就好比渡江河丢掉了缆锚浆揖，一到江心遇上风波，船必然要倾覆。

　　臣可为长叹息者此为其二。

　　“夏为天子，传了十余世，被殷取代。

　　殷为天子，传二十余世，被周取代。

　　周为天子，传三十余世，被秦取代。

　　秦为天子，二世而亡。

　　人情事理并没有相去甚远，为何夏商周三代之君有道而传世久长，而秦却无道而暴亡呢？其原因是可探求的。

　　古代之王，太子刚出生，必举行典礼，派壮士背负着他，由专门的官员给他沐浴，穿戴礼服冠冕，带到南郊之外，表示引荐给上天。

　　凡过宫阙则须下地，过宗庙则须趋拜，以示孝子之道。

　　因而古代之王从婴儿起就开始受教。

　　过去周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就定下了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

　　所谓保，即保其身体；傅，即辅其德行；师，即教其知识经验，这就是三公的职责。

　　由此又为太子设置了三少，都是由上大夫担任，称为少保、少傅、少师，并与太子居于一处。

　　因要使太子从孩提就有卓识，所以三公、三少必须通晓孝道仁德礼义并善于以道传习，要驱逐邪人，不使他接触坏的行为。

　　于是，挑选的都是天下高洁端正之士，自身孝悌、知识渊博而又有道术者才能作为太子的卫翼，让其出入于太子居处。

　　因而太子一生下来便见正事、听正言、行正道，在其前后左右的都是正人。

　　长期与正人在一起，自身就不能不正，好比生长在齐国就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长期与不正之人在一起，就只能为不正，好比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所以说要有选择地养成他的某种嗜好，只有经过授业，才能有所尝试；有选择地培养其某种兴趣，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有所发展。

　　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即指此。

　　等到太子将近成年，渐知男女之事，便送其入学。

　　所谓学，即与所学有关的官舍所在。

　　《学礼》记载：‘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学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

　　此五学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揖于下矣。’等到太子弱冠成人，免去保、傅的严厉管束，则又有了记录过失的史官，直言极谏的太宰，进言劝善的就站在旗下，讥讽恶事的就写在木上，有要事面谏的就击鼓上殿。

　　还有盲史以诗歌、乐工以箴言相谏，卿大夫出谋划策，士人传达民间的呼声。

　　这样，习以为常智慧日增，所以虽每被切磋，但绝无可耻之事；长期潜移默化于心，所以其行为之合乎圣道就像出自天性。

　　此外，三代之礼还有：春季朝拜早晨的太阳，秋季膜拜傍晚的月亮，以此表明对上天的敬畏；天子在春秋两季入学，请国中三老上坐，亲执酒浆相赠馈，以此提倡孝道；出行时车上要配以鸾和之铃，慢步时配以《采齐》之乐，疾走时配以《肆夏》之乐，以此明示行为规范有度；对于禽兽，见过其生则不食其死，闻过其声则不食其肉，因此要远离厨房，以此表示恩德所及之广，也表明有仁爱之心。

　　“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其辅翼太子有这种种方法。

　　到秦时就不同了，秦的风气本来就不重视谦让，所崇尚的是相互攻讦告发；本来就不重视礼仪，所崇尚的只是刑罚。

　　让赵高作胡亥的太傅，所教的都是讼狱之事，所学的不是斩首劓鼻，便是如何夷人三族。

　　因此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就用箭射人取乐，他把直谏的忠言说成是诽谤，把深思之远见说成是妖言，把杀人看成像割茅草一样。

　　难道是胡亥的本性特别凶残么？不是，是因为教给他的东西都不是正当的道理。

　　“谚语说：‘不学怎样做官，只看已成之事。’又说：‘前车覆，后车诫。’三代之所以长久，其以往之事是可知的，然而却不肯照着做，这是不效法圣贤之智的表现。

　　秦代之所以急速灭亡，其前车之迹是可见的，然而却不规避，这是后车又将颠覆的征兆。

　　存亡之变化，治乱之转机，其关键就在于此。

　　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一人；太子的好坏，在于及早教育和慎选身边之人，趁其心性未滥而提前施教，则良好的习性易于养成；开启其智慧确定其学业的方向，则在于教育的方法和内容；至于其行为习惯，则在于左右之人的影响。

　　如匈奴、南粤之人，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不相异，等到长大成人，经几次翻译语言也不能相通，如到一起，宁死也不愿与对方为伍，这都是教育使然。

　　所以臣认为太子慎选左右及早教谕是最急迫之事。

　　教育有方而且左右之人正直，那么太子就正，太子正则天下才会安定。

　　《尚书》有言：‘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啊！“普通人的智力，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

　　礼约束人们于事发之前，而法则惩处于事发之后，因此法的作用人们容易见到，而礼的作用则难以察知。

　　用奖赏来劝善，用刑罚以惩恶，古代先王以此执政，政权坚如金石；以此发布命令，信用有如四季；以此主持公道，无私有如天地。

　　岂能反其道而行之？用礼治国者，重视杜绝恶习于未萌之时，而开始教育于幼小之时，使民众不自觉地逐渐近善而远恶。

　　孔子说‘：听讼，我与人差不多，但我能先以德义感化人，使其无讼！’作为人主所考虑的最重要莫过于先决定政策上的取舍；取舍的准则决定于内，而安危的处置即可应付于外。

　　安不是一天可实现的，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由小而大逐渐形成的，不可不予明察。

　　人主的积习，在于其取舍。

　　取礼义治国的，积重礼义；取刑罚治国的，积重刑罚。

　　刑罚积重则人民怨恨背离，礼义积重则人民平和亲近。

　　历代君主想人民向善的愿望大都一致，而如何使人民向善的途径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