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广川人。

　　年轻时研读《春秋》，是景帝朝的博士。

　　他在帷幕内讲学诵读，由弟子传授给弟子，连续不断，以致诸多的“弟子”从来没有与这位师傅谋面。

　　他好多年不走进自家的园圃，而苦心孤诣地探究学问。

　　仪容举止，进退有节；违礼之事，从不染指，所以学人们都尊崇他，并引作楷模。

　　武帝即位不久，前后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只有仲舒对答过皇帝有关政治、经义的策问。

　　制书说“：朕承继先帝的极尊之位和完美之德，希望能传之数代，乃至千秋万载，因为任重而道远，所以夙兴夜寐，食不甘味，思虑着将很多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生怕出现缺漏过失。

　　于是广招四方豪杰之才，要求郡国、诸侯公正地选拔贤良、修洁、博习的人士，想听到这些人士的治国方略、最佳建议。

　　现在，你成了贤良中的第一个对策者，朕非常的高兴。

　　你必须认真构思，朕要亲自聆听、仔细提问的。

　　“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是改制作乐使天下融洽和谐，后世的当国者起而效法。

　　有虞氏的乐赶不上《韶》，周朝的乐则以《勺》为顶点。

　　圣王虽然早就去世了，但钟鼓管弦之声并没有衰竭，而大道微缺，乃至出现了桀纣的倒行逆施，从此开始，王道大坏。

　　在这五百年的时间里，执掌政权的国君，主管庶事的朝臣，都想效法先王，有所作为者比比皆是，却还是不能返还于正道之上，很快归于失败，原因何在？难道只是他们在执行中出现了差错而失掉了头绪？命运本来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一定要推进到大衰大败之后，才可停止？啊！事必躬亲，晚睡早起，努力师从五帝三王，还将会是无补于世吗？三代接受天命，其符瑞还在吗？灾异的出现，根由何在？人的岁数，或长或短，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但此中的道理并非每个人都能讲解清楚。

　　追求令行而禁止，刑轻而奸息，百姓愉悦，政事宣昭，瑞兆兴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被四海，延及草木，三光齐全，寒暑缓平，受天庇佑，得鬼神保护，德泽洋溢，漫流四方，施予民众。

　　“你明晓先圣们的功业，熟悉风习的变化，了解终始的顺序，授业讲学的时日已经很长很长了，应该清楚地向朕禀报。

　　条分缕析，有主有从，论之有理，引之有据。

　　朝臣之中的不正不直、不忠不勤、不敏不捷者，你也应当大胆报告，勿须担惊害怕，朕会给以严格保密的。

　　你要尽心尽意，不得隐瞒。

　　你的对策，我准备亲自览阅。”董仲舒对策道：“陛下发出德音，颁布诏令，想谋求天命和情性，这都是愚臣我不能提供的。

　　请允许臣引用《春秋》的观点，来考察前代的所作所为，来品评天人相与之事，很是感到可畏。

　　国家即将走向失败道路之时，上天便会降下灾害以示谴责警告，如果还不反省，上天又会抛出怪异以示提醒劝诫，若依然故我，伤损就会接踵而至。

　　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见到上天的仁爱和制止动乱的情感。

　　只要不是地道的亡国之君，上天是会想方设法给以扶持保护的，但主要的还是国君的强勉努力。

　　强勉于学问，那么闻见广博而智慧丰富；强勉于正道，那么德义日增而大有作为。

　　这全是立竿见影、速有成效的最佳措施。

　　《诗》说，‘夙夜不懈’，《书》称‘勤勉勤勉’———便是这个意思。

　　“道，是引导人君走向治的路，仁义礼乐则为治国的工具。

　　圣王虽然死去好久好久了，但国家还能安定数百年，究其原因，是礼乐教化在起作用。

　　王者在没有制礼作乐之前，采用的是有益于治国的先王之乐，用来教化百姓。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所以国君在大治之后制乐，乐其德义的施行。

　　乐，能够改变民风，变化民俗；变革民风也很容易，教化民众也十分成功。

　　声音从和谐中发出而源本于情感，触及肌肤，深入骨髓。

　　即使王道微缺，但管弦之声是不会衰竭的。

　　有虞氏的国家短命，可乐颂遗风依然存在，所以就有了孔子在齐国聆听《韶》乐的记载。

　　没有哪位人君不想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但政乱国亡者却十分众多，是由于他们用错了人，走错了路，而导致了失败。

　　周朝衰败在幽王、厉王，不是天道要这样，是因为幽王、厉王不走正道。

　　到了宣王，思念先王们的功德，兴滞补弊，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致使周道复兴，诗人赞美，上天佑护，赐给贤佐，后世称颂，至今不停，此乃夙夜不懈认真行善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治乱兴废在人君自己，并非上天没有降命，是人君操作不慎而丧失了头绪。

　　“臣听说上天之所以让人君王天下，肯定有人力之外的因素，这便是受命的符瑞。

　　天下的民众纷纷归顺，就像回到父母身边一样，是上天赐予的瑞兆，也是人君的真诚所致。

　　《书》记载‘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中，火焰回返王居住的宫殿，而形成了火乌’，这大概就是受命之符兆。

　　周公说‘天照应，天照应’，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伴’，这便是积善累德的成效。

　　到了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领民众，使得诸侯背叛，不断战争以争夺土地，丢弃德义教化而重视的只是刑罚。

　　刑罚不公，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集于下，必定是对人君的怨恨。

　　上下不和，那么阴阳失调妖孽祸灾便会一齐到来。

　　这就是灾异出现的缘由。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诏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类的欲望。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经陶冶磨炼而形成，却还不能尽善尽美，依然还有治有乱，所以不可以整齐划一。

　　孔子说‘君子的德是风，小人的德为草，草被风一吹就会伏倒’，故尧舜行施德义而民众仁寿，桀纣行施暴虐而民众鄙夭。

　　上风化下，下追随上轮之，就如泥巴在钧轮之上，任凭造瓦的人加工和打磨；犹似铜锡在炉中，全靠冶炼的人浇灌和铸造。

　　‘一安抚百姓，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一动员百姓，百姓自会同心协力。’就是这个意思。

　　“臣谨按《春秋》之文，探求王道的开端，得力于正月。

　　正月之上为王，王之上为春。

　　春，上天的行为；正，人君的作为。

　　其大意是说，上承继老天的行为，下则用来端正自己的行动，正月乃王道的开端而已。

　　做人君的想要有所作为，当向上天乞求其开端。

　　天道的关键在阴阳。

　　阳为德，阴是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存。

　　因此阳时常停留在大夏之中，以生育养长为己任；阴经常居滞于大冬之中，而聚积在空虚不用的地方。

　　看来，上天是用德而不太重用刑的。

　　上天命令阳出来实行布施并主持岁功，让阴隐伏着随时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就不能独立地成就岁。

　　卒以阳来成就岁，此为上天的意旨。

　　人君秉承天意来治国，故用德教而不施刑罚。

　　刑罚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像阴不可以成为岁一样。

　　为政而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们是坚决反对的。

　　如果现在废黜先王的德教之官，只是使用执法之吏去治理民众，难道不是倚重刑罚吗？孔子说‘：不重教化而行诛杀称之为虐。’虐政用于下，而企图想让德教施行海内，是很难成功的。

　　“臣谨按《春秋》所讲的‘一元’之意，是说‘一’是万事万物的开始，‘元’为仁善中的大者、长者。

　　说‘一’是‘元’，表示大的开端而想端正根本。

　　《春秋》认真探究其根本，却是从贵出发的。

　　故为人君的，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才能振肃朝廷，朝廷端正百官才能端正，百官端正才可让万民端正，万民端正方能端正天下四方。

　　天下四方端正，远近就不敢不统一于正，那么，邪恶不正就无法侵犯端正了。

　　于是阴阳调和而风雨时至，群生一心而人口增殖，五谷丰登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泽润流溢而大丰大收，四海之内闻听盛德之后扶老携幼前来投奔，各类幸福的事情，可招致吉祥，那么王道就是最好的王道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河不出图，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自悲可招来此物，但卑贱的地位是无法引来这些瑞物的。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占据着能得瑞物的位置，执掌着可获瑞兆的权势，还有着获得符瑞的才干，行为高尚，皇恩浩荡；智慧丰富，心意美好；爱护百姓，喜好人才，可以说是位好天子。

　　可是天地间没有符应而美物祥瑞却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是由于教化未立、万民不正。

　　民众追逐利益，宛如水从高处流下，不用教化的堤防来阻挡他，就不会止息，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销声匿迹，是堤防坚固；教化废黜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抑制，是堤防崩坏。

　　古代的人君明晓此理，所以南面称王而天下大治，均是以教化为第一位。

　　设立大学在国都中施教，建立庠序在城邑内施教，用‘仁’来引导民众，以‘义’来砥砺百姓，让‘礼’来规范庶人。

　　这样一来，刑罚极轻却无人犯法，教化大行而风习嘉美。

　　“圣王继乱世之后，全部清除其劣迹，又重新振兴其教化。

　　教化彰明，风俗形成，子孙因袭，五六百年国家尚且兴盛。

　　进入周代的末世，大兴亡道，直至丧失天下。

　　秦踵其后，不仅没有革改，反而加重加深了：严禁文学，不准挟书，捐弃礼义而不得传授。

　　他们的想法是要彻底消灭先王之道，行使的是自恣简易之法，所以做天子只有十四年的功夫国家就破亡了。

　　自古到今，用乱来救治乱，而大失天下民心的，只有秦这个朝代。

　　秦的流毒影响，至今仍然没有消除，使得习俗薄恶，民众嚣顽，违法乱纪，没有那个朝代这般混乱的。

　　孔子说‘：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如今汉承秦后，好似朽木粪墙，虽然很想治理好它，但却是无从下手。

　　法令出而奸邪生，号令下而欺诈起，宛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抢救祸害越大。

　　臣私底下打个比喻，就像调治琴瑟，只有改弦更张，才可弹拨。

　　为政而不走旧道，有作为的必然会另走新路，这样才能大治。

　　当改弦更张之时而不改弦更张，虽有最好的乐工也不能调理；当另走新路之时而不走新路，虽有最好的臣僚也无法治理。

　　所以汉得天下以来，时常希望认真治理但到如今还没治理好，其失误之处是当另走新路之时而没走新路。

　　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站立水边想吃鱼，不如回家去织网。’立国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不如退下去重新开头。

　　重新开头便能够大治，大治的话灾害便会不断减少，福禄随之也会逐渐增加。

　　《诗》云‘：善于安民善用人，受到天赐福禄长。’为政而能安民，那肯定能够得到上天的赐福。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人君应当研习遵循。

　　五常齐备，就能得到上天庇佑，而享受鬼神的保护，恩德便会流布四方，施及天下百姓。”天子读罢他的对策极其惊叹，因此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制书说：“听说虞舜之时，游玩于岩郎之中，垂拱无为，但天下太平。

　　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之时都没有时间吃饭，国家治理得也不错。

　　那帝王之道，为什么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劳逸有如此区别？“节俭者是不会制作玄黄旌旗之饰的。

　　到周代的时候，设立两观，乘着玉路之车，使用红色的盾和玉做的戚把，六十四人的乐舞陈列庭中，赞颂声不断。

　　难道帝王之道意趣有异？有人说良玉不加雕琢，又说无文不能辅德，二者又不相同。

　　“殷人用五种刑罚来督察奸宄，损伤肌肤用来制止丑恶。

　　成王康王束之高阁，四十多年，天下无犯罪之人，牢狱因此空虚。

　　秦国效法殷人，处死者甚众，受刑者极多，朝廷空虚，实可悲痛！“啊！朕夙寤晨兴，思虑着仿效前帝王之法，维护祖辈的尊严，彰明他们的功业，根本在于努力农业选贤任能。

　　眼下朕亲自耕耘藉田以为农人之先，劝奖孝悌，尊崇有德，派出的使者接连不断，是为了慰问勤劳，抚恤孤独，竭尽了全力，在功德方面却没有多少收获。

　　现在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安，廉耻紊乱，贤与不肖难以判别，由于找不到内中真正的原因，所以尽力地延请特异之人，目的该能达到吧！时下待诏的大夫一百多人，有的说世务没有处理好，考察起来，与上古有差别，若照搬前人之法却很难施行，这岂不是惧怕文吏之法而束缚了手脚？将要使用异术，闻听殊道吗？你们都要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最好书写在策简之上，不要担心或顾忌朝中的大臣。

　　明确提出治国的方略，朕好同你们切磋探求，直至符合朕的心愿。”董仲舒对策道：“臣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之忧为忧，而未尝以得位为欢乐，故能逐驱乱臣，广招贤圣，于是引来了舜、禹、稷、碔、咎陶。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都能安仁乐义，各得其所，举止合礼，动作中道，故孔子说‘如果有受命的天子，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仁政方可成就’，就是这个意思。

　　尧在位七十多年，逊位给虞舜。

　　尧死，天下之人不顺从尧的儿子丹，却归附于舜。

　　舜知道这种形势难以扭转，乃即天子之位，提拔禹作相，依靠尧的辅佐，继成了大业，因此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

　　孔子说‘《韶》乐美极了，而且好极了’，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殷纣王时，逆天暴物，杀戮贤智，残害百姓。

　　伯夷、太公都是当时有名的贤人，埋名隐居却不做殷的臣民；官宦之人全奔亡逃窜，入于山林河海。

　　天下大乱，民众不安，因此百姓抛弃殷国而顺从了周朝。

　　文王顺天应命，师事贤圣，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不约而同地聚集于朝廷。

　　恩爱施惠于万民，万民纷纷前来归服，所以太公起于海滨而做了三公。

　　在这个时候，假如纣还居于天子之位的话，尊卑也会混乱，百姓肯定逃亡，所以文王哀悼他们的悲苦而想将他们安定下来，于是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

　　孔子撰作《春秋》，说是他遭遇的时代不好。

　　孔子说‘《武》乐美极了，却还不够好’，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玄黄的装饰，是用来判别尊卑，区别贵贱，劝赏有德的。

　　故《春秋》记载人君接受天命后最先要作的事，是改正朔，易服色，以符合上天的要求。

　　不过，宫室旌旗的制度，因为有法度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孔子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省俭朴素就显得寒伧。’省俭并非圣人的制度。

　　臣听说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磨刻，这与达巷党人不学而知毫无差别。

　　当然口罗，常玉不琢，就不能显示光彩；君子不学，则无法成就德业。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是在年轻时让人努力学习，长成人后授予某种官职以测试才干，丰厚爵位俸禄以培养他们的品德，严厉刑罚来惩处他们的过失，于是民众熟悉礼义而耻于犯上。

　　武王施行大义，平定了残贼，周公制作礼乐用文雅辅助，以至成康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

　　这也是教化影响仁义的结果，不是伤筋动骨之法所能奏效的。

　　进入秦代，却不是这样。

　　师承申不害、商鞍之法而奉行韩非的学说，仇视帝王的治道，将贪婪推广到了全国，这不是用文德来教训天下。

　　责名而不求实，为善的人可能遭受刑罚，而犯罪者却不一定得到惩处。

　　故百官皆崇空言而不求实际，表面上看很是忠实于君王，内心里却时时刻刻在考虑着叛逆，造伪饰诈，见利忘义，秦还喜用残暴之吏，赋敛没有一定的限度，大肆搜刮，致使百姓散亡，无法定居本土而从事耕织之业，群盗蜂起。

　　结果是受刑者极多，死者接连不断，但奸邪却并未止息，这是邪恶风俗造成的影响。

　　因此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便是针对此而言的。

　　“如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没有不归服的。

　　广览兼听，集中了群下的智慧，囊括了天下的美好，德义昭昭，施于天下。

　　夜郎、康居，远在万里之外，因仰慕仁德而投奔中国，这是太平之势所致。

　　不过功还没有施加于民众身上，大概是王心没有浓厚的缘故。

　　曾子说‘：尊重那听说到的，自己就会高明起来；执行那正确的，事业便会光大起来。

　　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方面，而起作用的则是自己的意识而已。’但愿陛下采用臣子们的闻见，诚心诚意而身体力行，那么，便可以同三王媲美！“陛下亲手耕耘藉田作为农民的榜样，早起晚睡，忧劳万民，思念往古，而一心求贤。

　　这也是尧舜的用心，但却还没有收获，是由于士人们未砥砺其行。

　　平时不养士人而想求得贤人，就好像不琢玉石而企求文采。

　　故养士最大的要务，是要以太学为先；太学，贤士们入仕的必经之途，更是教化的根本所在。

　　如今用一郡一国的士人，却极少有应贤良之策者，是王道断绝的重要原因。

　　臣希望陛下能复兴太学，安置好的教师，用来供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试策问，那么就可以获取英俊杰出之才。

　　现在的郡守、县令，是民众的师傅表率，他们的任务是继承传统、宣布教化；如果这些师傅表率不够贤明，那么主德就得不到传播，恩泽就没法推及民众。

　　如今的官吏在下既没有教训，或者不实行天子制定的法则，暴虐百姓，与奸人相互勾结，贫穷孤弱，怨声载道，流离失所，极不符合陛下的意旨。

　　是以阴阳错位，恶气充塞，群生少减，黎民不济，这都是长吏愚昧，而造成的恶果。

　　“这些长吏多由郎中、中郎中提拔，二千石的子弟被选举为郎吏，又加上家庭富裕，所以他们未必是贤才。

　　再说古所谓有功者，多以任官称职为等次，并非是以时间为标准。

　　故小材虽然任职时间很长久，但依旧是小官；贤才即使为官时间很短暂，但不妨碍做辅佐。

　　因此有关部门竭力尽智，一心治业而追求功绩。

　　如今却不是这样。

　　任职时间越长就越可得富贵，为官时间越久越可获高官，这样一来，廉耻互易，贤与不肖混杂，肯定收罗不到贤才。

　　臣私底下认为，应该让各个诸侯、郡守、二千石选择所治之地的贤士，每年各贡献两个人给朝廷做宿卫，以此考察大臣们的才能；贡献了贤士就给予奖赏，推举了不肖，就进行处罚。

　　这样一作，诸侯、二千石就会尽心于求贤，天下的士人便能够得到官位而效力国家。

　　如果求得了很多的贤才，那么三王的功业就很容易成就，尧舜的名声就能够追及。

　　不要将时间的长久作为功业，而应以才干为基础，量才而授官，视德而予爵，于是廉耻区分，贤与不肖不相杂混了。

　　敬请陛下赐给恩惠，宽恕臣的冒失，千万不要受臣表奏的束制，而能够吸取内中有用的东西，只有这样，臣就会大胆献上自己的愚见！”这时，天子再次策问。

　　制书说“：听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

　　所以朕询问于天人之应，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

　　现在你们明晓阴阳所以能够造化，而且熟悉先圣们的德业，但是文采还没有充分发挥，难道是当世之务迷惑了吗？条贯不一，统纪未终，岂非是朕的愚昧？闻见不广？三王的教化开端不同，但均有过失，有人说长久不改易的是道，难道在这方面也有差异吗？眼下你们已经著明了大道的终极，陈述了治和乱的开端，应该熟悉它研究它，考察它重复它。

　　《诗》不是这样说过吗？‘唉！你们君子们：不要常常图安息，神明听见了这些，会将最大的福禄赐给你。’朕准备亲自阅览，你们应该勉力呀！”董仲舒再次对策说：“臣听《论语》讲：‘有始有终者，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陛下今天施加恩宠，听取了为臣的意见，再下制策，重申其意，而尽宣圣德，臣禁不住叩头致谢。

　　前几次的上对，条贯未竟，统纪不终，辞不达意，旨趣不明，这是臣子孤陋寡闻的过失所致。

　　“制书说：‘善言天命的人必定求证于人，善言古事的人必定检验于今。’臣听说上天是万物的主宰，故包罗万象而没有丝毫不同，建造日月风雨以与其配合，历经阴阳寒暑以与其统一。

　　所以圣人效法上天而树立大道，也是泛爱天下而大公无私，布德施仁来富裕大道，设义立礼以引导民众。

　　春季由上天所创造，仁德为国君所喜爱；春季由上天所抚育，德义为国君所培养；霜冻是上天的肃杀，刑罚是国君的手段。

　　由此说来，天人之征兆，古今之治道。

　　孔子作《春秋》，上揣度天道，下质诸人情，参考古代，核查今日。

　　所以《春秋》讥讽的，是灾祸降临的；《春秋》所厌恶的，是怪异所出现的。

　　记载邦家的过失，兼述灾异的变化，依此便可以看到人们的所作所为。

　　美恶的由来，才能够与天地相通相应，这讲的是上天的一个方面。

　　古代的教训之官，致力于用德善育民，民众向善之后，天下的牢狱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废止而不修复，便无法用来化民，因此民众抛弃仁义而追逐财利，于是犯法获罪者多。

　　一岁之中进入牢狱的有成千上万。

　　依此可见，古法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变更古法之事多行讥诮。

　　上天的令称之为命，命，只有圣人才会执行；质朴称之为性，性，只有教化才能养成；人欲称之为情，情，没有制度就无法节制。

　　因而人君恭谨地接受天命，以顺应其命令；认真地推行教化，以养成民众的性；端正法度，分别上下，以抑制其欲望。

　　修炼此三道，那么根本就牢固了。

　　人受命于上天，便会超然有异于群生，入门有父子兄弟之亲情，出门有君臣上下之友谊，聚会相遇，便有耆老长幼之次序；灿然有文相连接，欢然有恩相敬爱，这是人们最宝贵的。

　　生长的五谷是粮食，植种的桑麻是衣服，豢养的六畜是肉类，牛耕地马骑乘，圈养豹虎，是获得了上天的精灵，比物贵重。

　　所以孔子说‘：天地间的生命人最伟大。’明晓天性，知道自己比物高贵；知道自己比物尊崇，就会懂得仁义；懂得仁义，便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便能一心一意行走善道；安处善道，就可以高兴地依顺物理；依顺物理，就能够称得上君子。

　　所以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就是这个意思。

　　“制书说：‘上尊唐虞，下悼桀纣，渐微渐灭渐明渐昌的道理，应该虚心给予研究。’臣听说积少成多，聚小致大，所以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