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五

○历代田赋之制

　　哲宗元?初，御史论陕西转运使吕太中假支移之名，实令农户计输脚钱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钱者，亦酌度分为三，各从其便焉。

　　六年，用有司议，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无得输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免其折变。

　　绍圣元年，臣僚言：“元?敕，典卖田宅，遍问四邻，乃於贫而急售者有害。

　　乞用熙宁、元丰法，不问邻以便之。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仍限日以节其迟。”宋初，亦有问亲邻之法。

　　徽宗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请复行方田，从之。推行自京西、河北两路始。

　　四年，尚书省言：“诸妄说方田条法，扇惑愚民，致贱价卖断田业，或毁伐桑柘者，杖以晓众。”从之。监察御史宋圣宠言：“元丰方田之法，废且二十年，猾吏毁去案籍，豪民毁坏??界，乞按视补葺。”诏行下。

　　七月，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视税最不均县，每州岁方一县或两县，遇灾伤权罢。”

　　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上言：“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能体朝廷使民之美意。乞觉察禁治。”从之。

　　五年，诏：“诸路见行方田，切虑民?被方不均，公吏骚扰乞取难禁，除已方外权罢。”

　　大观二年，诏复行方田。

　　四年，诏：“去岁诸路灾伤，应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见有陈诉，未为毕事，合依，已命权罢。其赋税，依未方时旧则输纳。”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此废业失所。监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壤，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而依条只收柴蒿钱，每顷不过百钱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故人户不无词诉。欲乞依条据土色分外，只将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数，中等以十五亩，下等以二十亩折地一亩之类是也。”诏诸路概行其法。

　　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诏令，辄於旧管税额之外，增出税数，号为‘蹙剩’，其多有一邑之?及数万者。欲望下逐路提举司，将应有增税县分，并依近降指挥，重行方量，依条均定税数，不得於元额外别有增损。”止令提刑司体量诣实闻奏。

　　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後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所谓支移，视地远近，递迁有无，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有移用，则任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输脚费於所居之邑。折变之法，纳月初旬估中价折准，仍视岁丰凶定物之低昂，官吏?得私其轻重。　　初，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也，今特免，若地里脚钱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钱之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既当正岁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於昔，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漕司乃用是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重和?，言者谓：“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乏利。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患无量。至於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赃吏故徙歉以就丰，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下贫之户各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於追胥。”又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於绢；以钱较麦，麦亿於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前後奏请，帝必为之申禁且定法，而有司终不承恻怛之意焉。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税，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谓缓而不迫矣。御史台受诉，乃有二百馀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税一十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是也。盖方量官惮於跋履，并不躬亲，而行纟?拍??，验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诏常平使者密行检察，若未按举，他时有诉不平，则明加贬黜改正。”诏令诸路提刑司体问。

　　二年，诏罢诸路方田。又诏：“自今诸司?得起请方田。诸路未方田县分已方量，赋役不以有无论诉，悉如旧额输税。民因方田而逃移归业者，逋欠并放。”　　高宗绍兴元年，江西、湖南宣抚大使朱胜非言：“民?之病，正税外科敷烦重。税米一斛有输至五六斛，税钱一缗有输及十八缗者，和籴与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又言：“输苗请以限前听民从便纳早占米充支用。”从之。

　　江东帅臣李光言：“广德县秋苗旧纳水阳镇，乡民惮远。乞每一石贴三斗七升充脚剩，就本军送纳。自是立为年额。”诏蠲其半。

　　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朝廷展放淮南税限，闻州县有收撮课子之例，夏则撮麦，秋则撮?。又有助军米、借牛租，名色十一，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敛如此，乃以爱惜民力欺朝廷，使百姓虚被放免之惠。盖税赋则所取少而有限，收撮则所取多而无时，今欲信朝廷宽恤之令，宽百姓输纳之力，除已立定课子合官私中分外，馀宜一切禁止。”权发遣淮南两路张成宪言：“还业之人税额未定，乞据实种顷亩权纳课子五年。”并从之。

　　七年，知扬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残，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惧後来税重，闻之官者十才见一二。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

　　二十年，用正言章夏奏，诏州县收纳二税出剩数并附赤历，无得拨归公使库。

　　二十三年，张守帅江西，奏请蠲积欠预和买、和籴，上欲行之，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进，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怒而不行。是时，两浙州县合纳绵、纟由、税绢、茶绢、杂钱、白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於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纟?钱、醋息钱、麴引钱，名色不一。曹泳为户部侍郎，又责荆南已蠲口赋二十馀万缗甚急。

　　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泳其亲党，凶焰炽然。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尝建言：国家经费，惟仰二税，?乞蠲免，理宜禁绝。虽经界之行，或谓但求括摘漏税，亦无实惠及民，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绍兴三年，户部言：“人户抛弃田产，已诏三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拨充职田者，并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如孤幼儿女及亲属依例合得财产之人，委守令面问来历，取索契照。如无契照，句勒耆保邻佐照证得实，即时给付，或伪冒指占者论如律。如州县沮抑，及奉行不虔，隐匿晓示，委监司按治。”从之。　　绍兴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东南有逃田，湖浸相连，塍岸久废，岁失四万三千馀斛。乞招诱流民疏导耕垦，其不可即工者蠲其额。又郡民之陷虏者，弃田三万六千馀顷，皆掌以旧佃户，诸县已立定租课，许以二年归业。圭田瘠薄，民以旧籍为病，愿除其不可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後皆次第行之（此经界张本也）。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门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後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税偏重，人无肯售。经界正则害可转为利。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畸，今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斛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实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椿年尝知宁国县，宣谕使刘大中荐其练习民事，稽考税额，各有条理。五年秋九月召对，椿年奏：“州县不治，在不得人，若於二税稍加措置，不至大陷，用度自足。”寻通判洪州，屡迁浙东提举。八年春三月，三省奏：“台州有匿名书，称椿年刻薄等事，欲率众作过。”上曰：“兵火以来，官物多失陷，既差官检察，若稍留心，便生诬毁，此必州县吏所为。万一作过，当遣兵剿杀。”後卒无事。至是，乃建此议）。”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曰：“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为两浙运副，专委措置经界。椿年条画来上，请先往平江诸县（朱熹所谓“先自其家田上量起”者是也），俟其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如水乡秋收後妄称废田者，许人告；陂塘塍埂之坏於水者，官借钱以修之；县令、丞之才短者听易。置图写墟亩，选官按覆，令各户各乡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赏罚，开谕禁防，靡不周尽。吏取财者论如法。

　　诏：“人户田产多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皆没官。”又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官吏各科罪。其簿限一日改正，有欺弊者依本法。”并用椿年请也。　　初，椿年置经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问之曰：“公今欲均赋邪，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馀万，加以和籴，而近岁上供才二百八十馀万，两浙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土，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诡挟所致。比漕臣建议正经界，朝廷从之，望敕诸路漕臣各根检税籍。”

　　十四年，椿年权户部侍郎，仍旧措置经界。十二月，椿年以母忧罢，两浙运副王?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

　　十七年，李椿年再权户部侍郎，专一措置经界。自椿年去位，有司稍罢其所施行者，及是免丧还朝，复言：“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其未行处，若止令人户结甲，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乞依旧图画造簿，本所差官覆实。先了而民无争讼者推赏，弛慢不职者劾奏。”皆从之。椿年又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计四十县，乞结绝。其馀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结甲县分，欲展期一月，许人户首实。昨已起新税，依额理纳，俟打量宽剩亩角，即行均减，更不增添税额。仍令都内人各书诣实状，遇有两争，即对换产税。”并诏可。

　　十九年，诏：“汀、漳、泉三州据见今耕种田亩收纳二税，未耕种者权行倚阁。”行经界法於诸路，而剧盗何白旗扰汀、漳诸郡，故有是旨。然汀在深山穷谷中，兵火之馀，旧籍无有存者，豪民漏税，常赋十失五六，郡邑无以支吾，於是计口科盐，大为民害。是年冬十一月，经界之事始毕。

　　初，朝廷以淮东西、京西、湖北四路被边，姑仍其旧，又漳、汀、泉三州未毕行。明年，诏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海外土产瘠薄，已免经界，其税额悉如旧。　　又泸南帅臣冯揖抗疏论不便，於是泸叙州、长宁军并免，渠果州、广安军既行亦复罢。自馀诸路州县皆次第有成。二十一年，前权发遣临江军王伯淮代还，言：　　“本州倚郭清江县修德乡有税钱四十馀贯、苗米四百馀石，人烟、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祈丰乡。上项苗税，在经界法谓之‘?佃’，在乡村谓之‘包套’。经界既定，两县随产认税，於是清江有税无田，高安有田无税，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於元额之田，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於元额之税，是高安得偏轻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谨按：国朝淳化癸巳岁，诏建临江军，取筠之潇滩镇为清江县，割高安之建安、修德两乡隶之。新丰与修德接壤，故有交乡?佃之弊，乞究实改正。”诏委转运卢奎措置。

　　◎受纳税限

　　建炎四年，右谏议大夫黎确言：“近岁贪吏至与专库分利，凡民户自诣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滞之苦，则委之揽纳之家而去。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诏物帛非纰疏滥恶，官吏过有抑退者，许越诉。

　　绍兴三年，诏：“江、浙诸州县帛及折帛钱，并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贰窜黜。”用户部请也。　　四年，右司谏刘大中言：“契勘租税条限，系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纳毕，灾伤放免不尽者限一月。祖宗以来，未之有改。今户部令七月终以前数足，迫促太甚。纳毕者，人户送纳到官之期也；起发数足者，诸州团并起发到行在之期也。

　　且以道里远近酌中言之，吉州陆路到临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则须五六月纳足，岂不大段迫促？今户部不过以大礼赏格未足，上动朝廷，不知本部平时所管何事！平时蠹耗，未尝讲究；平时失陷，未尝稽考；乃临时画旨促限，变乱祖宗旧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为民害，有伤和气，有累圣德。”诏展限一月。

　　二十五年，户部看详，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诸转运司依式制造，付州县行用输纳，庶免吏胥轻重其手，重为民病。

　　绍兴十年，臣僚言：“赋税之输，止凭钞旁为信，?以升，帛以尺，钱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钞受纳，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今所在监、住二钞废不复用，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赂。望申严法令，戒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县、监、住四钞皆存留，以备互照。”从之。　　三十二年，诏：“诸县人户已纳税租钞（和、预买纟由绢之类同），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人户赍出户钞，不为照使，抑令重纳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著为令。”

　　绍兴二十六年，户部言：“今年人户畸零租税，欲令依法折纳价钱，如愿与别户合钞送纳本色者听。”初，秦桧画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锺世明权侍郎，恐奉行抵捂扰民，乃奏行之。

　　◎预借

　　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跸，夏五月壬寅，用江浙制置司随军转运刘?议，於民?预借秋科苗米。壬子，御史沈与求奏罢之。

　　绍兴五年，诏预借民户和买纟由绢二分，止输见缗，?得抑纳金银。每千除头子钱外，縻费?过十文。

　　十九年，诏禁止镇江府预借苗米。

　　◎支移折变

　　绍兴二年，左司谏吴表臣言：“诸州折变有至数倍者，请今後并以中价细估。”诏违法漕、宪各罚铜十斤。

　　三年，诏婺州额上供罗并权折价钱，以州人言每岁输纳两数太重故也。令二广人户税租合支移者，量地里远近递趱，无得过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布估钱。初，成都崇庆府、彭汉邓州、永康军六郡，自天圣?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後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每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万匹，估钱二百馀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馀万引）。　　六年，右谏议大夫赵霈言：“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田亩收税，惟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而反覆纽折，有至数十倍者。”诏本路宪臣体究改正。

　　十年，明堂赦：“诸路州县人户合纳田税免收头子、市利、船脚等钱。”

　　十一年，臣僚言：“昨诏折帛钱以十分为率，纟由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所以宽民力也。今州县乃尽令折钱，?抵价收买，以取出剩。民户积欠许逐年随税带纳，今州县乃一并督输。乞诏有司禁约。”

　　十八年，知蕲州吕延年代还，言：“五季时，江南李氏暴敛害民，江西一路税苗数外倍借三分，以应军须。本朝官司名为‘沿纳’，盖谓事非创立，特循沿李氏旧法也。积岁既久，又以此项钱米支移折变，里巷之民，怨声犹在。乞量与裁定，仍将沿纳钱米免支移折变。”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奏：“福建米斗折纳八百有畸，倍於广右；近饶州乐平县亦科四百五十，恐别郡承风，有亏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纳初定实价，耗费共不得过百钱，非紧急无得折科。”从之。

　　孝宗淳熙三年，刘邦翰、林枢奏：“湖北州县请佃官田，未归业人户见耕田，期以一年自陈，分三限起税；不实，许人告。”

　　臣僚言：“湖北人户广占官田，量输官赋，似为过优，此议者所以开陈告之门，而欲从实起税也。不思朝廷往日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仍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复履亩而税，孰肯远从力耕，以供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沣地接湖南，垦田犹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莱弥望犹昔，户口稀少，且非土著，皆江南狭乡百姓，老耄携幼远来请佃，所籍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立限陈首，诱人告讦，恐於公家无一毫之补，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年岁，平籴以实边，则漕运所省亦博。望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每年增额一分，或不愿开耕，即许退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　　浙西提举颜师鲁奏：“今乡民?於闲旷硗确之地，积日累月，垦成田围，用力甚勤，或未能以自陈起税，为人告首，即以盗耕罪之，给半充赏，其何以劝力田者哉？”上曰：“农民开垦旷土，岂可以盗耕之法治之！可止令打量起税。”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日民?特以税重为害，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馀，不免於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

　　今民贫赋重，惟有?兵籍，广屯田，练民兵，乃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损省州县供军之数。使州县事力渐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徙之患。”

　　隆兴元年，诏：“应人户抛下田屋，如有归者依旧主，业已请佃者即时推还，出二十年无人归认，依户绝法。”

　　又诏：“贫乏下户，或因赋税，或因饥馑逃亡，官司即时籍其田土，致令不复归业。今州县申严赦文五年之限，应归业者即给还。”

　　◎受纳税限　　绍兴三十二年，诏：“州县受纳青苗，官吏并缘多收加耗，规图滥数，肆为奸欺，虚印文钞给与人户，民?相传，谓之‘白钞’。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今後违犯官吏并坐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诏）。”

　　乾道七年修《受纳苗米纵吏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同罪。

　　淳熙四年，执政奏：“往年谏官论州县先期趣办催科之弊，而户部长、贰执奏不行，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钱，共六十一万贯，指拟支遣，若不预催，恐致缺课。”上曰：“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次日，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库借六十万缗应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今若移此六十万缗於四月上旬支借，则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上喜曰：

　　“如此措置，不过移後就前，?得民力少宽，於公私俱便。”乃诏诸路州县并依条限催理二税，违者劾奏。十三年，赵汝愚守成都，民当输纳，使自概量，各持羡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诏：“受纳绵并依法：夏税重十二两，和买重十一两，?得过行拣择。如有纰疏糊药合退者，勿用油墨印，违许越诉。”

　　◎受纳税粮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无制，其尤害民者，改钞一事也。县以新钞输之州，州改为旧钞以受之。夫一岁止有一岁之财赋，一政止有一政之财赋，顾乃今岁所输，改以补去岁之亏，甚者以补数岁之缺；後政所输，改以偿前政之欠，甚者以偿累政之欠。而广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尤甚也。伏乞禁戢州郡，今後?得改钞。”诏付户部。

　　光宗绍熙元年，秘书监杨万里上言：“民输苗则以二斛输一斛；税绢则正绢外有和买，而官未尝给直，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