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二　史记　汉书

汉书移置史记文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

　　如鸿门之会，沛公危急，赖项伯、张良、樊哙等得免。

　　彭城之败，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以俱行。

　　陈平间楚，使去范增。

　　鸿沟解兵，张良、陈平劝汉王追楚。

　　汉王至固陵，彭越、韩信兵不至，用张良策，分地王之，遂皆会兵等事。

　　史记皆详于项羽本纪中。汉书则项羽传略叙数语，而此等事皆详于高祖纪内。盖史记为羽立纪，在高纪前，故大事皆先载羽纪，使阅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汉书则项羽改作列传，次于帝纪世家之后，而高纪则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于高纪详之，而羽传不必再叙也。

　　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

　　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

　　齐悼惠王来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礼，使坐上坐。吕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酒杯）为寿。吕后恐，急自起泛卮。

　　此事史记在吕后纪内。汉书则入于齐悼惠传，而吕纪不载。

　　韩信从至汉中，不见用亡走，萧何自追之，荐于汉王，遂拜大将。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己详其事于高纪，故信传不复叙。

　　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　　史记在张耳、陈余传内。汉书另立通传详其事，故耳余传仅摘叙数语。

　　卢绾反，高祖亲击邯郸，即用赵人为将。　　史记详于绾传。汉书入高纪，故绾传不载。

　　史记韩信传赞，另提出信贫时葬母，度其旁可置万家，以见其志度不凡。汉书则以此叙入信传。　　韩信将击齐，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蒯通曰：“将军受诏击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得无行也？”

　　史记详信传内。汉书另入通传。

　　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至数千言。

　　史记在信传内。汉书亦另入通传。

　　吴、楚反，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晁错在旁善其语。上问盎计安出，盎请屏人语，惟错尚在，盎又谓：“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错避入东厢。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上因斩错。

　　史记以此事叙在吴王濞传内。汉书叙入错传而濞传删之。

　　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被先谏之，继又为画策。其文甚丽。

　　史记载入淮南王世家内。汉书另立伍被传，载此文而安传删之。　　田叔传。史记载高祖过赵，嫚骂赵王。王之臣赵午、贯高等不平，谋逆。后事发，收捕赵王等。

　　汉书以此事叙入赵王传，故田叔传不复详叙。

　　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

　　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

　　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摘开于后：

　　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鵩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案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汉书全载。

　　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贤良策一道。皆有关世事国计。

　　路温舒传。载尚德缓刑疏。　　贾山传。载其至言。　　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

　　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

　　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国主和亲。反覆辩论，凡十余番。皆边疆大计。

　　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并待诏时上书一道，帝答诏一道。　　以上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其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

　　韦元成传。载其宗庙议礼之文。原本经义，可为后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刘歆等所论庙制。案匡衡等皆元成以后之人，与元成何涉？以其于礼制互相发明，故并载元成传内。

　　匡衡传。载其所上封事，元帝时论教化之原，成帝时论燕私之累，皆有关君德。

　　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喻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亦载）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序目，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　　汉书增传

　　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今列于后：

　　史记无吴芮传，蒯通则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传内。汉书俱另立传。

　　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

　　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史记以同母者为一宗，作五宗世家。汉书则十三王各立传，而河间献王传，详叙其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鲁共王传叙其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广其宫。因得壁中古书。史记皆不载。

　　史记张骞附卫青传后，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大宛传。汉书另立骞传。

　　史记李陵附李广传后，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叙其战功，极有精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

　　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汉书增事迹　　韩信传

　　信贫时葬母营高燥地，度其旁可置万家。史记以此事作赞。汉书则叙于传内。

　　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信问郦生：“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

　　又增信既虏豹，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北举赵，东击齐，绝楚粮道，与大王会荥阳。汉王即与兵三万。史记但云：“汉王遣张耳，与信北击赵、代。”

　　汉书高帝纪：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楚元王传

　　史记但载其封国生卒，及子孙承袭之事。　　汉书增元王少时，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后随高祖军中，出入卧内。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修毕学业）。申公好诗，为鲁诗，元王次之，其诗传号曰元王诗。并其孙戊袭位，初为穆生设醴，后竟胥靡申公（以申公为服役之囚）等事。

　　萧何传

　　汉书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

　　王陵传

　　史记：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不可。”问陈平，平曰：“可。”汉书增陵责平负先帝约，及平自解之语。

　　淮南王传　　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

　　史记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

　　汉书则增其好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中书八篇，言神仙黄白（将丹药烧炼成金银）之事。武帝好文，每作报书，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及安入朝献赋颂等事。

　　石庆传　　汉书增武帝责丞相一诏。

　　李广传

　　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

　　卫青传

　　汉书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及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当另嫁，问左右列侯谁贤？左右皆以大将军对。主笑曰：“是常骑从我，奈何用为夫！”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遂以青尚主。案此事，本在褚少孙外戚世家遗事内。

　　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盖其时，青王贵盛，不敢直书以取怨也。汉书盖即取少孙所补。

　　公孙弘传

　　汉书增弘没后为相者，李蔡等十余人尽诛，惟石庆得善终。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

　　郑当时传

　　郑当时传末，汉书增翟公罢官，宾客皆散。后复官，旧时宾客又将来。乃署其门，有“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语。此本史记引之作赞语，已无甚关涉，而汉书增入当时传中，尤觉无谓。

　　汉书书恒山王

　　汉书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杀，出怨言，太后乃废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

　　由前所书，则弘等孝惠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岐互。　　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成侯也。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更不朋析。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

　　汉书武帝记赞不言武功

　　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徙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于轮台、渠黎。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

　　使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开境于极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此开境于东境者也。

　　又使唐蒙、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继遣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南夷为牂柯郡，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后入朝，以滇地为益州郡。此开境于西南者也。

　　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此开境于东北者也。

　　又使张骞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此开境于极西者也。　　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牵制维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　　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

　　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元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

　　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　　汉书本记“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

　　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官府属员）。曹参，狱掾（监狱管理官）。任敖，狱吏（监狱管理员）。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武卒）。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

　　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

　　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

　　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作奸犯科，不顾性命之人）。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布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　　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　　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

　　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

　　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

　　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

　　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

　　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　　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

　　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

　　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

　　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

　　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畤。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

　　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

　　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干，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

　　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

　　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

　　今见于各传者：

　　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瞆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

　　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

　　朱博、赵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元罪（朱博传）。

　　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

　　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

　　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汉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

　　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

　　董仲舒已为博士。　　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

　　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

　　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

　　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

　　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

　　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

　　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

　　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

　　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

　　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

　　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

　　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

　　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又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

　　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　　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

　　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　　张敞察廉，为泉仓长。

　　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王尊察廉，为盐官长。

　　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

　　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

　　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

　　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

　　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

　　案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平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

　　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

　　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

　　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

　　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二府、三公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

　　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