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七 辽史金史

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

　　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

　　如刘慎行、邢抱朴、室昉、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玦、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

　　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

　　其编为史册，

　　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

　　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

　　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

　　金二次修史

　　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旧作移剌子敬）等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琪，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　　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

　　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本某年有闰，大任本某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　　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

　　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　　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

　　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哷（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哷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是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

　　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

　　其聂哷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吓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哷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吓噜曰“昔聂哷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哷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

　　又吓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

　　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

　　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

　　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书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

　　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校勘，概可见矣！

　　宋史宋琪传：琪本幽蓟人，故知辽事最详，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机始强，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子，长东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还，死于途。东丹之子永康代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号曰‘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番将守兴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坚以后世次继立之处，俱与辽史同，惟名字不合，盖契丹以国语为名，本无正字耳。　　辽史立表最善

　　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　　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　　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　　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惟与宋和战、交际之事，则书于本纪而不复立表，盖以夏、高丽、女真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

　　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辽史虽旧无底本，而元人修史时，既于金史立此表，独不可于辽史亦立此表乎？

　　且辽史与宋交涉之事书于本纪者，前后亦不画一。澶渊既盟之后，凡两国遣使、生辰、正旦以及庆吊等事，不特逐年详书，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遗。及兴宗再定和议，加增岁币之后，则惟书吊大丧、贺即位之事，其余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书，何其前详后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则此等皆可于表内见之，前既免于繁冗，后亦不至简略矣。而辽史无之，此又修史诸人之失也。　　辽史疏漏处　　辽史又有太疏漏者。

　　国号

　　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

　　皇太妃呼纽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于怀州，囚夫人伊兰（旧名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瘗之。明年，赐皇太妃死于幽所。按统和十二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及永熙宫军抚定西边，以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名挞览）督其军事，此即皇太妃呼纽也。达林传亦称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尔古部及永熙宫军讨之，凡军行号令，太妃悉委达林。其后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疏亦言“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多。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远之道。”则此皇太妃不惟有辟土之大功，且有靖边之长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传内当专立一传，乃并无其人，何也？

　　圣宗后萧氏

　　又圣宗统和四年，纳皇后萧氏，皇太妃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内外命妇亦进会亲礼物。此后乃圣宗元配也。统和十九年，以罪降为惠妃。后虽降，而其为圣宗原配，终不可没。后系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传内亦宜有专传。乃但以统和十九年另立之齐天皇后特立一传，而此所娶之后，绝无一字及之，何耶？

　　自称辽兵

　　且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辽帝皆有简便徽号　　辽帝皆有一二字简便徽号，当时为臣下所称，后世亦即以此别之为某帝，初不称庙谥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

　　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

　　其后耶律淳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祐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

　　按元制，每帝亦有国语徽称。如太祖曰“成吉斯皇帝”（旧作成吉思），世祖曰“色辰皇帝”（旧作薛禅），成宗曰“鄂勒哲图皇帝”（旧作完泽笃），武宗曰“库鲁克皇帝”（旧作曲律），仁宗曰“布延图皇帝”（旧作普颜笃），英宗曰“格根皇帝”（旧作格坚），文宗曰“济雅图皇帝”（旧作札牙笃）是也。

　　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

　　辽后族皆姓萧氏

　　辽后族皆姓萧氏。

　　后妃传引耶律俨所修实录，谓：其先本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汉高祖，故称刘氏，以伊苏巴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又谓：太祖舒鲁后（旧作述律后）兄子名萧翰，妹复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云。

　　是实录以后族姓萧，为太祖所赐。而国语解谓其说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旧作二审氏），曰巴里（旧作拔里），曰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归，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由是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皆为萧姓。

　　是赐姓又自太宗始。

　　按薛居正五代史萧翰传：翰父阿巴有妹，为安巴坚后，翰妹又为德光后，德光入汴，将命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无汉名，乃赐姓名萧翰，自是翰族皆姓萧。

　　欧史亦谓德光欲留萧翰于汴，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云。

　　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

　　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

　　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　　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辽太祖三子皆舒鲁后所生，长名贝（旧名倍），已立为太子，后得东丹国册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让位于其弟太宗（德光），身自归东，丹寻浮海适唐，赐姓名李赞华，为唐末帝所害。（后以子世宗登极，追谥义宗）

　　太宗崩，世宗（贝子时为永康王）以从子入嗣。　　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从弟入嗣。

　　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从子入嗣。

　　皆未先为皇太子也。　　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为皇太子。

　　兴宗（圣宗子）则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宫人也。

　　道宗母系仁懿萧后，然道宗生于兴宗藩邸，仁懿尚未为后。　　道宗宣懿萧后则既册为后始生子浚，寻立为皇太子，后被伊逊（旧名乙辛）所谮，母子皆不得其死。

　　天祚帝系浚为太子时元妃萧氏所生，亦尚未为后也。

　　辽官世选之例

　　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

　　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萧氏，世预北宰相之选。按辽本纪：太祖四年，以后兄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然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其祖当安禄山来攻时，战败之，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则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

　　萧思温传：为北府宰相，上命世预其选。萧和斯（旧名护斯）传：官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辞曰“臣子孙贤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预北南院枢密使之选，异母兄弟世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之选，太保查剌世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耶律辖哩（旧名谐里）征宋有功，世预节度使之选，萧达鲁（旧名敌鲁）善医，世预太医选。”此可见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旧名木华黎）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济（旧名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集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

　　辽族多好文学

　　辽太祖起朔莫，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

　　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

　　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

　　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

　　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

　　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　　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

　　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

　　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

　　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　　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　　耶律古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

　　此皆宗室之能文者。

　　又耶律纽斡哩（旧名褭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实。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

　　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辽燕京　　京师本唐范阳节度使治，府曰幽州，军曰卢龙。

　　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遣赵莹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来献，乃诏以幽州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

　　按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

　　是年冬，始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

　　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门为元和门，外三门，一为“南端”，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龄”。

　　开泰元年，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幽都县为宛平县。

　　太平五年，驻跸南京，幸内果园，宴时，值千龄节，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适至，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镫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盖辽以巡幸为主。

　　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又有春水秋山，岁时游猎。

　　从未有久驻燕京者。是年偶度岁于此，故以为仅事也。

　　今其基址，亦有可约略者。

　　辽史地理志，谓：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门及南端“万春”、“千龄”等门，则大内之门也。

　　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

　　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

　　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

　　元世祖又广其西北而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

　　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　　盖至是凡数改矣。　　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

　　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舜居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

　　今按蔡圭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圭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世宗），诏改葬于城外。

　　又刘頍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二百贯，令頍改葬于城外。

　　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　　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　　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　　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　　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

　　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

　　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垞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　　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挥使治之。

　　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

　　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

　　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

　　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闸门）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

　　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

　　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

　　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　　明史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　　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

　　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

　　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　　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

　　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　　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

　　萧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　　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

　　是城郭已另筑也。

　　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

　　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

　　是宫殿亦另建也。

　　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

　　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

　　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

　　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

　　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

　　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　　邝野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野传）

　　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　　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

　　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

　　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

　　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

　　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干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垞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之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　　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

　　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真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

　　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　　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

　　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　　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

　　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

　　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借手也。

　　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

　　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

　　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

　　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

　　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

　　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　　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

　　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

　　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补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

　　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

　　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

　　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

　　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　　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

　　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　　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　　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吓舍哩志宁（旧名纥石烈志宁）传；

　　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

　　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

　　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

　　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

　　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

　　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　　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

　　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

　　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

　　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

　　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　　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时崔立自称郑王，若虚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

　　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

　　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

　　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碎尸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即若虚）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

　　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

　　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崔立功德碑，传谓元兵入城，不果立也。是碑虽未得立，而出于何人之手，反成千古悬案。

　　若虚传载：翟奕召太学士刘祁、麻革辈，好问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瓯北引郝经诗“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谓作碑者另有其人，非刘祁，尤非元好问，直以金史所载为诬。然又以“且莫独罪元遗山”，谓究有干涉，而解以删改初稿，以去肆逆之语，遂蒙诬名。

　　郝经，金亡时方九岁，后使宋为贾似道拘留十六年。

　　其诗“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缕析如下：

　　“滹南先生付一死”指若虚所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然其终未死也，非唯不死，且与好问共删定碑文。依其诗意系谓若虚为名节尚曾不惜一死，惟其终未死也，故后文“林希更不顾名节”之“更”始有意义。

　　“林希更不顾名节”见宋史希传即明，惟“兄为起草弟亲刻”则难解其义。林希，北宋人。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希以久不得志，遂朋奸逞毒于元祐诸臣，凡黜司马光、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是典出于此。

　　“兄为起草弟亲刻”，若谓林希为兄，则必有弟相与狼狈为奸，然林希弟旦，元祐初为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疏劾章惇、吕惠卿等，乃正人也，故传论谓“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则“兄为起草弟亲刻”非林希、林旦明矣！然典出何处？亦无从查考。

　　按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名震京师，乃金末文学巨擘。天兴初，好问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

　　若虚传载：若虚拒作碑文，翟奕乃召太学士刘祁、麻革等，好问以众议已属，喻其无让。祁等先固辞而别，促迫不已，乃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共删定而成。则初稿乃刘祁所作，而好问复自为之，若虚共删定也。而郝经诗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瓯北谓“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则初稿即刘祁所作也，又谓“非祁所作，必另有其人”，而传中翟奕所命者又别无他人，则好问所见原稿究出何人之手？自相淆乱矣！

　　好问先以众议已属，喻刘祁、麻革等无让。既云众议，好问必与其事也；而祁草定后迳付好问，则前文“促迫不己”者，好问亦必在其中也；好问以未惬而自为之，既成并示若虚共删定之，则若虚亦为襄助者矣。盖文人畏死惜名，若虚不作碑文，不过惜一己之名；好问先不自作而以众议迫祁，其心亦然。惟刘祁所作不合其意者，何也？浅见率断：祁之原稿必甚忤翟奕之意也！其以示好问，好问无从删改而自为之者，其因必为此也。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者，即郝经后所见碑文，殆好问之文也。至“林希”、“兄弟”者，凡指丑诋国家，朋比为奸，败坏名节之人，故末谓“且莫独罪元遗山”，即明可罪者乃金亡偷生辱国之诸臣，非仅好问一人而已。

　　金史失当处

　　金史体例亦有可议者：

　　世纪补

　　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缔造功业。而本纪后又有世纪补，则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辅、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极追尊为帝者也。（宗峻追谥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光孝帝，庙号显宗）

　　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为一传，冠于列传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兴宗、睿宗之例，最合体裁。

　　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系追谥之帝，已入世纪，此三人亦系追谥之帝，不便入列传，故又为世纪补附于本纪之后，亦创例之得者也。

　　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因海陵废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号亦从削夺，而列于宗本等传。此固当时国史记载如是，及异代修史时，则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编作本纪，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于世纪补，以从画一。况宗干开国元勋，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辅上，即世宗登极，亦尝改谥明肃皇帝，后因允恭之奏，始降封辽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纪，则海陵登极时，亦尝降封宗峻为丰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　　崔立杀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传与完颜奴申同卷。

　　此编次之可议者一也。　　刘豫为金子皇帝，则属国也；天会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齐合兵侵宋，皆金国大事，而金史一概不书。　　此记载之可议者二也。

　　张邦昌、刘豫俱受金封册，宇文虚中亦仕金官至特进，金史固宜立传。吴曦叛宋降金，己册封为蜀王，其死也，又赠以太师，招魂葬之，虽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传。乃邦昌等三人皆有传而曦独无之。

　　时青虽阴受金官而身在宋，屡以宋兵攻金；其叔时全则仕金为同签枢密院事，屡为金侵宋。是宜传全而以青附，乃反传青而以全附，亦属倒置。

　　宗弼用兵，处处与韩常俱。富平之战，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创，奋呼搏战，遂解围出宗弼。仙人关之战，宗弼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鞭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于昭关。宗弼传内屡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因于汴，或道亡，监吏惧罪，乃尽杀之以灭口。后衍庆宫图画功臣，韩常以骠骑大将军亦得绘像。是韩常固金初一大将，累有战功，金史必宜有传，乃竟无之，亦属挂漏。　　此纂辑之可议者三也。

　　至如诏诰之类，既载于本纪，则不必复载于列传。

　　乃天辅五年，使都统杲伐辽，诏书三道，既详于纪，而杲传又备载之，不异一字。

　　完颜苏哷（旧名素兰），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之奸恶，既详于苏哷传，而高琪传又备载之。　　累幅不尽，此又叙述繁复之可议者也。

　　又如辽史叙本国之兵，不曰我兵，而曰辽兵。金史宣宗以后，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国之兵，亦直曰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盖异代修史，不必内本国而外敌国，直书金兵，亦自明析。

　　至金太祖本纪：拒辽兵于鸭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战大胜，辽人常谓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满万。殊属语病。

　　卫绍王纪：大安二年九月，忽书京师戒严。盖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阅者茫然不知何处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书大元太祖来征。一似上年之戒严别有兵祸，而非蒙古者。

　　又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吓舍哩纳赫德）：太昌原战胜，既解庆阳之围，时元使斡骨栾来，行省蒲阿等因此一胜，志气骄满，乃谓斡骨栾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是此召衅之语，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内族垂庆使北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是此语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传中自相岐互。

　　（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元兵开钧州路，纵金兵走，而以生军夹击之，杨沃衍、樊泽等皆战死于路。沃衍传：已入钧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从，乃自缢死。两传亦不符合。）

　　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珠赫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真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今太祖也）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

　　金史：太祖初以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也）、萨哈（旧名撒改）等之请，始建国称帝；其改元天辅也，亦以乌奇迈等上大圣皇帝之号而改元，并无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载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册封。”是杨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载此事，并列传亦无杨朴其人。　　金史避讳处

　　辽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上临轩，命诸酋起舞，独阿固达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上密谕枢密使萧奉先以事诛之，奉先以为粗人，释之。其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上喜，辄加官赏。阿固达归，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真赵三等拒之，阿固达虏其家属，赵三走诉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详衮司数召阿固达，不至，一日，阿固达率骑五百突至，详衮司与赵三面折庭下，阿固达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复至。

　　此事载辽史而金史不书。

　　及天祚帝亲征，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真主聚众面，仰天恸哭，以激励其众，谓“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战耳。”又天祚帝遣萧实讷哷（旧作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皇帝，金以册文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遂不受，以书复之。

　　事皆载辽史而金史亦不书。　　又如宋刘锜顺昌之捷，金葛王乌禄从乌珠（即兀术）来攻，亦大败而去。　　宋史本纪及锜传载之甚详，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纪不叙其事。

　　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弑卫绍王后，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其迎立也。（见镒及胡沙虎传）

　　而绍、宣二纪皆不载。

　　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执，将挟以归宋，追兵至，世辅乃与折箭为誓，推下山。（见完颜彀英传）

　　而萨里罕传不载。

　　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为相，专宠作威，与高汝砺相倚，高琪主机务，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见珠格高琪传）　　而汝砺传绝不见附和高琪之处，反载其谏阻遣兵护麦及阅田、征租、榷油等事，皆与高琪异议者，其与高琪意合，只谏阻遣使与宋议和一事而已，传赞稍示贬，谓其循默避事，贪恋不去，士论颇以为讥。然终未著其党附之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