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钟嵘传

钟嵘字仲伟，颍川郡长社县人。钟嵘同他的哥哥钟山元、弟弟钟屿都很好学，有见识和思想。钟嵘，齐朝永明年间为国子监生，通晓《周易》，卫军王俭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很欣赏他。后为本州推举为秀才。最初任王国侍郎，迁任抚军行参军，出任安国县令。永元末年，任司徒行参军。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钟嵘为宁朔记室，专门负责文书工作。

　　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山洪爆发，树和石头都被洪水卷走，而惟独何胤的居室安然无恙，元简让钟嵘写《瑞室颂》以记述它，文词特别优美、规范。选用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钟嵘曾品评古今五言诗，论述各自的优劣，名为《诗品》。其序言说：

　　“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又感动人，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想用来照耀三才(天、地、人)，辉映万物，祭祀神灵，阐明幽深微妙之旨，感动天地鬼神，莫过于诗歌。从前的《南风歌》、《卿云歌》，其意义是深远的。夏歌中有‘郁陶乎予心’的诗句，楚辞中有‘名余曰正则’的诗句，其诗体虽不都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诗的开端。到汉代李陵，开始创立五言诗这一体裁。古诗年代久远，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很难详细知道。从体裁推断，必是汉代而非周末的作品。汉代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以辞赋著称，没听说有诗歌传世。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除了一个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东汉两百年中，只有班固著五言《咏史》诗一首，议论缇荥救父之事，枯燥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年间，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成为文坛领袖。陆云、陆机兄弟，俨然文界栋梁。刘桢、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可作他们的部属的更多，数以百计。建安时代文学大盛。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这种颓废局面直到晋代才停止。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使文学得以中兴。永嘉时期，尊崇黄老学说，崇尚清谈玄学，诗的内容多谈玄学的道理，使议论这些玄言诗味道平淡，没有诗歌的意味。到东晋，玄言的余波仍在流传，孙绰、许繤、桓温、庾亮等人的诗像玄学论文，丧失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郭璞、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只是挡不住写玄言诗的人多，在当时影响不大。到义熙年间谢益寿继起创作，很有文采。元嘉初年，谢灵运才高词丰，文学成就很高，超过了刘琨、郭璞，压倒了潘岳、左思。所以说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代表，谢桢、王粲是辅佐人物；陆机是太康时期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人物；谢安是元嘉时期的首脑，颜延年为之辅佐。这都是五言诗的首要人物，文辞名高一世。

　　“四言诗体文辞简约而含义广泛，学习《国风》、《离骚》便可获得很多，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意思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五言在诗歌中很重要，是各种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世人爱好五言，是因为它用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所以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文字已写完而意义还没有完称为兴；借物喻志称为比；直书其事，用寓言反映事物称为赋。兴、比、赋的作用很大，作诗时斟酌运用三种手法，以风力作骨干，加以文采的润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而觉得余味无穷，听到它的吟诵则心中深受感动，这是写诗的最高造诣。作诗若专用比、兴，则必然产生意思深奥、文辞生硬的毛病；若只用赋体，则意思肤浅，文辞松散，轻浮油滑而无所归依，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就好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四时气候影响诗歌一样。欢聚的诗亲热，别离的诗哀怨。至于屈原受谗言所害被放逐，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外交。或者横尸朔野，或者魂入蒿丛，人民在战乱年代流离死亡，无所依归；或者挥戈戍边，驰骋疆场，征战边塞，保卫国土；征夫思妇心情哀怨，这些题材的诗篇很多。又有的抒写士人辞官，隐居山林的情志，解去..绶，一去不返；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宫得宠。上述放逐、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这些思想感情不用诗歌不足以表达出来。所以说：‘诗歌可以表达友爱，也可以表达怨恨。’若要使穷困贫贱的人得以心安，隐居者没有烦闷，更加悠闲，就没有比‘陈诗’、‘长歌’更好的了。所以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