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卷九

礼仪繁杂广博，可与天地等量齐观，治理国家设立国君，是人伦之始。三代遣留的文字，在经典诰命中很简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汉初叔孙通制订汉礼，然而班固《汉书》的《礼乐志》没有记载。等到束汉洛阳时期，太尉胡广撰写《旧仪》，左中郎蔡邕著作《独断》，应劭、蔡质也都连缀记载时事，然而司马彪的《礼书》没有采用。曹魏继漠末大乱之后，旧的典章尽数毁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汇集创作朝廷礼仪，然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的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载。吴国是太史令丁孚修补汉代旧典，蜀国是孟光、许慈草创各类典制。晋初司空荀颉依照曹魏故事，撰写《晋礼》，参考古今，代之以节制修饰，羊祜、任恺、庾峻、应贞都参予删改汇集，编成一百六十五篇。后来挚虞、傅咸继承此种创制，但还未完成，中原就沦陷了，现在挚虞的《决疑注》，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束晋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充辑录旧的文字，光禄大夫蔡谟又续修编辑朝廷旧事。宋初因循旧礼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托给诸位儒生，那些过去史书详细记载的，都不再重复记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礼乐，于是诏令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的礼仪，设立研究礼乐的学士及任所，设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派擅长书写的弟子二人。于是汇集前代礼仪，撰写研究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因为内容太多，不再记载。比如郊祭、庙祭、学校的仪式，冠礼、婚礼、丧礼记载的礼节，事情有演变沿革，应当着录现代之事的，详细记载在现在的礼志中。至于车舆旗帜，和过去的同异，另立篇目。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说：“郊祭、殷祭的礼制，不清楚郊祭应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么时候?没有郊祭之前能够先举行殷祭吗?明堂也应该与郊同年祭祀不如果应当祭祀，又有没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职僚属的毁弃设置如何规定?”八座、丞郎、通关博士商讨。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遏议论说：“今年七月应当举行殷祭，明年正月应当举行南郊、明堂祭礼，都是祭祀没有配祀。”殿中郎司马宪议论说：“南郊祭礼没有配祀，飨祠与过去相同；明堂祭礼没有配祀，应当废除祭祀。至于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举行。”右仆射王俭议论说：依据《礼记。王制》，天子先举行夹祭后举行四时祭祀，诸侯先四时祭祀后夹祭。《春秋》载鲁僖公二年夹祭，第二年春拥祭，从此以后，五年殷祭一次。《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一次夹祭，五年一次椅祭。”《春秋经》、《礼记》所论述的谛祭、拾祭和四时祭祀，说得很详细，早先并不以先殷祭后郊祭为嫌忌。至于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据王者创业的功绩，因此杜林议论说“汉代帝业的崛起，并非得自尧，应当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议用舜配祀天帝。蒋济说“汉代时的奏议，说尧已经把帝位禅让给舜，不能作为漠的祖先，舜也已经把帝位惮让给禹，不能作为魏的祖先。现在应当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晋、宋沿袭的即是前面的格式。另查考《礼》以及《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个房间，天子每月在某个房间听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灵，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礼记》说“明堂，是明确诸侯尊卑的”。许慎《五经异义》说“施布政教的宫室，所以叫做明堂。明堂，是兴盛的样子”。《周官。匠人职》说明堂有五个房间。郑玄说“周人的明堂五个房间，帝是一个房间”。早先没听说有文王的寝庙。《郑志》载赵商问道“有人说天子庙的样式像明堂，这是说明堂就是文庙吗”?郑玄回答说“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祀罢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后稷配祀”。袁孝尼说“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宫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着天帝迁就人鬼，就是不义”。太元三年，孙耆之建议说“郊祭用来祀天，所以用后稷配祀；明堂用来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帝的神庙”。徐邈说“既然说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坛，但明堂不是文庙”。《史记》说趟绾、王臧想建立明堂。在当时也没有郊祭配祀。汉又在汾阴设五处祭坛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没有郊祭的配祀。

议论者有人说举行南郊祭礼的当天，已经祭上帝，如果又因为没有配祀而特别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两次祭祀，逭对道义是个玷污。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独断》说“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毕，接着到北郊祭祀，再接着祭祀明堂、高庙、世主困，叫做五供”。马融说“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历正月，五气行事，有的休止有的兴旺，各在相应的时节，举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绩劳作助以形成，也在这月一起总祭明堂”。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证明。近代予以简省，所以明堂与郊祭同在一天，还没有繁杂玷污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作为祭祀虽然相同，祭祀的对象却不同。孔晁有言，说五帝辅佐天帝化育万物，所以有配祀的礼仪，就是祭上帝。至于四郊和明堂，则是原本的祭祀场所，譬如功臣随从帝王享祀，岂能就废弃他们的私庙。况且明堂有配祀的时候，南郊也祭上帝，这就没有顾虑在同一天，现在为什么嫌弃在同时呢。另外《礼记》载“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书．尧典》说“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乱”。《诗经》说“尊显恭奉上帝，怀有求多福之义”。根据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还是必须享祀，五帝作为大神，在道义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帝，可见黄初年间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没有配祀。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牺牲的毛色，意见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是从周开始的”。卢植说“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洁净”。郑玄说“采用辛曰，是人应当斋戒使自己清新洁净”。汉魏以来，有时采用丁曰有时采用己日，然而采用辛日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当的。《郊特牲》又说，郊祭的牺牲缯帛应当采用正色。缪袭根据《祭法》，说祭天地用红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丑月作为正月，牺牲应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王祭天，一律用夏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夏历得到上天的运数。魏采用不同的历法，所以牺牲的颜色不同。现在大齐受命于天，采用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法，郊祭宗庙祭祀采用的牺牲，一律依照晋、宋。认为应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庙。从此以后，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曰，举行南郊祭祀。应该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个辛曰，飨祀北郊。都没有配祀。牺牲的颜色，一律依照旧的典章。

诏令说“可以。明堂可另外详议”。

主管官吏又上奏说：“明堂在礼中找不出明文规定，衹是以《孝经》为准。私下探寻设立祭祀的本意，大盖是文王作为配祀时就祭祀，不作为配祀就不祭。我们认为既然配祀上帝，就要以帝作为神主。现在虽然没有配祀，也不应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对礼仪每每有所折衷，他说‘郊祭是天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这确实是明显的证据。内外百官已经议定，如另加咨询查访，终究不会有不同说法。依据儒家和史籍，尽其一管之见。既然圣上旨意犹豫，诸位下臣不敢详言，应当废除还是设置，仰仗圣上裁定。”下韶说“依照旧制”。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说：“查考从前各代继承帝位，有的仍旧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开始，晋、宋以来，没有统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举行过郊祭，不清楚明年应举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旧交由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商议。尚书令王俭建议：查考秦作为诸侯时，杂乱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统一天下，也没有确定的祠祀。汉高祖秉受天命，沿袭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时，开始祠祀五帝，但没有确定郊祭坛。文帝六年，根据新垣平提议初建渭阳五帝庙。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时，后来经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阴设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设立太一祠，从此以后，两年郊祭一次，与雍地分别祭祀。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祭地点。哀帝、平帝之际，又恢复在甘泉、汾阴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确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阳。魏、晋沿袭，全都依据漠代典制，虽然在时间上有所差别，但大多隔年举行一次。至于继承帝位的国君，参差不统一。应该有确定的制度。查晋明帝太宁三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就郊祭；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二月驾崩，孝武帝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年号郊祭。这是晋、宋两代明确的例证，勉强可依照。认为明年正月应当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后，仍旧隔年祭祀。

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下诏说“可以”。

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书令王俭陈述：查考《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着冬至的来临，隆重地报答天的恩赐，而以冬至日作为主体”。《易说》“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历”。卢植说“夏历是在冬至后，《传》说惊蛰举行郊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以寅月为正月，昼夜的划分开始白昼变长”。王肃说“周于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祭。《春秋传》说“惊蛰郊祭”，则是祈求谷物丰收。谨查检《礼记》《春秋传》二书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卢植、王肃二人的说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减省圜丘、祈谷之礼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现在的郊祭礼，用意在于报答天的恩赐，兼有祈求谷物丰收的意义，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何必非等到惊蛰。史官衹看到了《春秋传》的意思，没有懂得《礼记》的含意。另外查检景平元年正月三辛丑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这些都是近代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有人认为正月初一这一时间有所不便，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亲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礼重要，百官都要列席，虽然是在洁身清心的致斋之中，照样举行不会有疑虑。现在斋戒期内遇到初一，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圣上之心恭敬有加，务求严格整洁，初天，可让散官预设防备，凡是不参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色有异常，就排列在宫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

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期，没有一点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干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阳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配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出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进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进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进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高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高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春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根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配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

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

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点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处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配备大驾。

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阳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根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春秋感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阳位。所以要高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高自己，处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记》说“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交付外官详议”。国子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处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

骁骑将军虞炎的建议，认为“所施予的诚朴，衹是在一个祭坛，汉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从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离坛场既然很远，郊祭典礼完毕，旋即驾临此处。瓦房与帏帐，无所谓简慢”。祠部郎李揭建议：“《周礼》载‘凡是祭祀都要张开旅祭帐幕，陈设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帏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帏帐，。凡是有关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设立尸次的言论，理应与宗庙相关。古代就撑开帐幕，现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庙的旅祭帐幕，既然可以改为房屋；郊祭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房檐屋脊?”昙隆的建议没能实行。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议雩祭依照明堂礼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歌舞求雨”。郑玄说“雩，是天早时的祭祀。天子对上帝，诸侯以下对上公的神灵”。另外《女巫》说“干旱就歌舞求雨”。郑玄说“让女巫在干旱时的祭礼上跳舞，是崇拜女阴”。郑众说“用女巫求雨”。《礼记。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于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乐舞。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的神灵，祈求谷物丰收”。郑玄说“阳气兴盛就会长期干旱。山川百源，是能够产生云雨的地方。众多水流产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叹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说是在南郊祭坛的旁边，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从靴鞟到祝敔类乐器是演奏盛大的音乐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礼》是在五月裹写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祭礼制足在国都南郊建坛，祈求上帝诸侯神灵，用八列六十四个童子跳舞，歌唱《云汉》诗，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报。当时博士建议，说原来有祭坛，汉、魏却另加探讨。《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说“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的神灵”。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应当是五精之帝罢了。勾芒等五位神灵，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据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祀。郑玄说“雩祭坛在南郊祭坛的旁边”，而没分辨东西。据查有关地的法则是崇尚右，雩祭坛较郊祭坛地位要低，理应在左边。应当在郊祭坛的东面，坛场的外边建筑雩祭坛。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查考雩祭坛的高度广度，《礼记》、《春秋传》没有明文，依据《觐礼》设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筑祭坛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礼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领诸侯亲自礼拜，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体上可以仿照。就是说现在修筑祭坛应当高四尺，其广度应以四圈为限，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分四层。陈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礼仪。皇查用世担在明堂配祀五帝，现在也应当在雩祭坛配祀。古代初春时举行郊祭祈求谷物长势旺盛，初夏时举行雩祭祈求雨水好，两种祭祀虽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样的。礼制中衹有冬至曰回报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后酬谢帝。现在虽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报答的礼仪，按理不容许另外有酬谢报答之类活动。礼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节省费用，周祭祀灵威仰像后稷一样，各用一头牲畜，现在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头牛犊，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礼仪。逮皇童时丧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乐。至于天旱时歌舞雩祭，大概是表达感叹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欢乐，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读祭辞，衹是祈求上天神灵恩泽罢了。礼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现在的女巫，都不练习歌舞，临时演练，恐怕无法尽快熟悉。依照晋朝的意见，使用童子，或许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的意思。现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祭祀中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品，就让主持者搜求置办。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众人商议明堂祭祀，都主张用世祖配祀。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庄严的祭祀。郑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据二者共享奉祀。应当用祖和宗两人配祀，让文、武双双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议：“周代的文王、武王还推让后稷配祀上天，认为文皇帝应当推让世祖配祀帝。虽然是让尊祖去配祀了，但对圣上父亲也是个荣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议，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的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后留下尊称，历代配祀帝的，何止两位?现在祖宗配祀上帝，应准许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岂不变成了文庙!”下韶说“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说：根据《祭法》“有虞氏谛祭黄帝郊祭学，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樯祀学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碲、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祀。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吴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个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肃说“有祖宗之名的庙不毁弃”。如果真像王肃说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应该毁弃，为什么衹称荡、契况且帝王的后人还在，舜会宁愿为尧、题垣立庙，可世间相沿祭祀他们了吗?连主查用直担配祀叁歧，到汉武帝设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个人兼做两处配祀，有违于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没有再造样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认为先帝应将二帝列为祖宗，为高宗建新庙，与世回一起作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圣主尊父之义。先帝相对于逮皇童，论伦常次第是弟弟，论道义尊卑是臣下，设配祀的位置，应该在世担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

国子博士王搞建议：“《孝经》‘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说武王。另外《周颂》‘《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关武王的内容，祇有《执竞》说‘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庙祭祀武王诗，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议：《孝经》记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仪，《祭法》记的是成王归位后所实行的礼仪。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另外孝顺没有比用尊敬的父亲配祀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难道能相对于成王说吗?如果《孝经》所说的，的确是成王所实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说尊敬的父亲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乐歌，《我将》是文王配祀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说法，那么这

二篇，都应该在成王归位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么乐歌?另外《国语》说“周人谛祭学郊祭后稷，把文王作为祖，把娄工作为宗”。童周说“因公时，把塞工作为宗，其后改为把文王作为祖，把武王作为宗”。查考文王是因为文治而被奉为祖，逮王因为武功而被奉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说起来是相通的”。因此《诗经》说“吴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说“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单个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郑玄说“四季在国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气，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顺便祭祀一帝，则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宾客不容有两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体对象。既然礼仪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众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见为准。下韶说“可以”。

太祖做齐王，依据旧制设立五座宗庙。即位之后，设立七座宗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房，遵照礼仪，叩拜完毕，接着到昭后庙室前，根据礼数应当倚门而立，皇上内心犹疑，想让庙裹的执事去做，又想让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庙室前执爵主持。向彭城丞刘织问这事。划职回答说：“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认为太薄情。庙裹的执事就是代替皇上执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诸王不会愿意代替他们。旧的庙祭仪式中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皇上听从了。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掉广陵府君神主。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原状。等到明帝崩，咐祭于太庙，因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区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解释宗庙的含义，根据高祖以下五代后亲情断绝，所以与自己有亲情的祖庙有四辈。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文王、武王作为远祖，所以说周王立七个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把契作为先祖，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其数字与此相符。汉代设立宗庙，违背经典古制。匡衡、责鱼、墓邕等人，空有迁移毁弃的议论，长达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亲之庙衹有四代，吴国、蜀国的宗庙祭祀，失礼的地方已经很多。晋采用王肃的意见，把文帝、景帝作为一代，向上到征西，实际是六个庙。查考其用意，不区分兄弟长幼，应当是为君主立庙，所以同辈可以在七庙相容。等到杨元后崩，征西的庙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杨元后列入世次。宗庙有七座庙室，可神主之数满八个。江左贺循提议以后，弟弟不继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庙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辈，神主则没有一定的数字。宋代中央最初设立五庙，把臧后列入宗庙。依据礼义要求，宗亲的庙也就是四个。在礼义上反而与郑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说按照王肃的意见。白此以后，就沿袭旧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结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续的，好比是对下祭祀夭折的嫡子，与宗庙的数量无关，如果都到祖庙，礼义上没法解释。如果照伊尹的话，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不列入妇人。如果依郑玄的说法，宗庙有亲人的称谓，妻的意思是齐，岂能说是胡乱的祭祀。况且照闳宫的品德，周代七庙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数，杨元后享祀，晋代成为八庙也没什么损害。现在说的七庙，实际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国君，造福后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说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数字如何维继，因此礼官应该谨慎。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议：“暂行制度：居丧期间，帝王不亲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根据晋中朝《谅阎议》陈述说：暂行法典实行之后，丧礼就被取代了，事情兴于汉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丧，没有丧服之名，周王除去丧服，衹要举行宴饮娱乐就会被讥笑。《春秋》的礼义，继位的国君过年后即位，预告就要朝见天子聘问进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要出访各国，重申旧的友好关系”。又说“诸侯即位，小国要前来访问，继续结好示信，谋划事情弥补缺漏，这是礼重要的内容”。至于居丧期间谋划婚事，三年丧期未完就举行谛祭，齐归居丧期间仍旧打猎，杞公居丧不终止奏乐，都导致讥讽批评，应作为明镜引以为戒。从这些记载来说，朝见、聘问、祭祀等典礼，哭完了之后就要准备举行，婚姻、谛祭、打猎、奏乐等事情，三年之后再举办，通畅堵塞，兴盛废弛，各有缘由。又据《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后，周公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会见诸侯，命令祝雍创作颂词。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之后，“更换丧服儆戒百官，祭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庙的神主藏到祖庙中，这是礼。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后，各位神主仍迁回自己的庙”。《春秋左氏传)“凡是国君哭泣完毕就要拊祭祖庙，拊祭祖庙之后要特别对其神主祭祀，在祖庙中蒸祭、尝祭、棉祭”。先儒说“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庙寝中单独用丧礼奉祀新去世的国君神主，不同于吉礼。在祖庙内蒸祭、尝祭、稀祭，是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各庙的神主，各迁回自己的庙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礼。三年丧期完毕，在祖庙中举行吉礼的碲祭，升入诸位神主之列，确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这些意见，都写在经典诰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晋、宋沿袭，都遵照从前的制度，终止哭泣，因身负国家重任除去丧服，亲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礼义，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礼官提议，皇上不应亲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据《王制》声称“三年丧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举行”。岂不知所谓从天子以下通行，本来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后脱掉丧服，因为事情要权宜处理，放弃丧服穿上皇袍，奉祀尽孝应加以申明，“越绋”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终止之后，还有什么“绋”可越?再依照范宣问难杜预，谯周论士人祭礼的意见，都不再是明确的根据。晋武帝服丧，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丧礼制，至于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为由，没有马上改变旧的制度。南迁江左以来，通儒硕学经历得多了，但都谨守旧制不加改革，礼义岂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来说，公卿大夫，要亲临官署处理政事，新年伊始，要会见各国使节，虽然乐器停止演奏，可是悬挂乐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礼制所贬抑，怎能说他们的内心能平静，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宗庙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许其他祭事都筹备举行，惟独这一典礼废弃呢?就是必须要废弃祭祀，那应该三年一直空缺，然后恢复旧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顿礼制，进退不一，更加违背典制初衷。我认为应该依旧山皇上亲自奉祀。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季的祭祀，进献宣帝面起饼、鸭腔，孝皇后笋、鸭蛋、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肉脍、菹羹，昭皇后茗、栅、炙鱼，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起先是世祖萝见太祖说：“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庙裹向我要吃的，可另为我建祠庙。”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时回青溪宫旧宅，宅内合为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牺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礼仪。

史臣曰：汉代的宗庙，分布在郡国，有所求才祭祀已经亵渎了神灵，依据情分又疏远了。双层房檐的祠堂陵寝，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议，认为这是迁移毁弃。光武帝承继汉王朝，南蛆昼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陆祠祀。建武三年幸临叠医园庙就是证明。张冲《南都赋》说“宗庙肃穆幽静”。从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临章陵，就到旧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设立宗庙，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这屋宗庙没有建成，亲自在建始殿祭祀鸯童，采用家人的礼仪。世祖生发汉明帝一样的梦，开始在旧的宫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礼义上也与从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时的盛事。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议：“现在祭祀有生鱼一条，干鱼五条。《少牢颅食礼》说‘主祭者献上鱼、腊、肤，用十五条鲋鱼’。上边既然说‘腊，，下边必然是‘鲜’。其数宇应该相同。称‘肤，足以知道鳞皮没有毁坏。《礼记》说‘用干负祭祀叫商祭，用鲜鱼祭祀叫艇祭，。郑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现在完整。贺循《祭义》还是用鱼十五条。现在鲜的就减省了，干的全部用。我认为应该干、鲜各两条干的稍微切断头尾，表示保存古义。”国子助教粟惠度建议：“《礼记》称崇尚玄酒加工腥鱼。玄酒不能多，鲜鱼照理应节省。干鱼五条，是因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种等级的酒。现在要干、鲜鱼各两条，礼义上没有依据。”何谨之的建议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束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束将军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谨之建议“功臣配祀，宋代屡次实行，查检其中遣事，题名列位，都写明封蹭的官爵、谧号及名字，文中不称神主，衹是设一个板。《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据此而言，升入庙堂配祀，不容许有神主。宋时板的尺度，已不复存在。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像尚书召板，是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庙旧人也说见到的宋优功臣配祀座位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情见于《仪注》。

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题、侍中坦胤陈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庙，既然从前没有标准。查检宋元后旧例，太尉行礼，太子与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议，拟依照从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庙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礼，太孙跪拜，都与他一起，正式典礼完毕之后，在阴室的祭祀，太孙应该亲自进奠。”皇上下诏说“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仪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中王的六等服装，大裘等级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车，玉辂等级最高，金辂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装，桦衣等级最高，褕翟其次。首饰有三等，副等级最高，编其次。五等车，重翟等级最高，厌翟其次。上公没有大裘、玉辂，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讳衣，因此《祭统》说“夫人穿戴副及讳衣站在束房”。另外郑玄说“皇后有六等服装，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讳衣”。《诗经》说“乘坐翟弗上朝”。郑玄认为翟荛即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乘坐的。现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裤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许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礼仪上处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的礼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这点是不同的，她们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部后部，与王相同；内官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仪仗与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于晋文王去世还称薨，太上皇称崩，那是礼仪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议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那么侍卫随从车驾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无可置疑的。查检齐初神主迁庙，宣皇神主乘坐金辖，皇帝亲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举行完典礼，仍旧陪从神主到新庙，现在应当依照。采纳了这个建议。

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议是否应到宗庙参拜祖先。尚书令徐孝嗣建议：“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庙参拜祖先的记载，宗族繁衍继承祖业，才有虔诚地谒见宗庙祖庙之礼。”左丞萧琛建议：我听说恭敬地拜谒自己的祖先，这一礼义明白地写在《商书》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于晋朝史册。哪有登临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继承王业，却不虔诚觐见祖宗，来到太庙。《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国家，诸侯协同祭祖”。郑玄注说“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礼祭祀祖宗，秉告继承帝位”。另外一篇说“《闵予小子》，是继位国君朝拜宗庙”。郑玄注说“继位国君是指成王。除去为武王服的丧服，将要开始即位管理国家，朝拜宗庙”。如此看来隆盛周代法典，严明纲纪，身为嫡子居于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两漠由太子继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从五帝，都拜谒宗庙，有关内容载于汉代史书，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拜谒宗庙的事，或许是史书偶尔有阙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说皇上早在束宫做太子时，已经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终止哭泣之后，当即亲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庙拜见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制。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太子在束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祭，如果说以前的虔诚可以代替后来的恭敬，新朝代创始，就无须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礼了。如果认为亲自主持正常祭祀后，再到宗庙拜见是重复，可是从漠到置，庶子继位，都到宗庙拜谒，既然同是有了祭礼，为何衹有庶子继位举行繁杂的礼仪?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后，拜谒宗庙，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谒。时间上没有换君主，还不怀疑两礼重复，何况地位上隔为君臣，却衹用一次拜谒追祭礼敬。应当继承遥远的周、汉的盛大仪范，黜弃近代置、塞的乖异礼仪，朝拜一次宗庙表现的诚信，会迅速传遍万国。奏议被许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腊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会，在斋戒期内发生了食，不知道对社祭有没有妨碍?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书令王俭建议：“《礼记．曾子问》‘天子举行尝谛郊社等五礼范围的祭祀，篮簋等祭器已经摆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丧事才废止。到正当祭祀的那天，发生火灾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击鼓献祭，由来久远，可是篮簋等祭器刚摆好，没有问到。据此来说，斋戒第一天，赶上轻微的日食，就不应当废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孙瑞建议因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祭，朝廷的议论采纳了这一建议。王把天地作为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认为不应废止。”下诏说“可以”。

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驻建议：据《礼记．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向南立在社坛北墙下，其意是对着阴面”。郑玄说“答好比是相对”。“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墙”。王肃说：“阴气向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答之就是与之相对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设置神位，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袭，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坛都朝东，斋官的位置在帝社坛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时弄错，追溯其中道理应当不久。我认为皇齐改变前朝文物制度，礼乐都应更新，中原的神灵，没有比社神更尊贵的，如果仍旧沿袭前代的错误，恐怕有损盛大的典礼。认为二社，说起其字义是不同，若论其神灵则是相同的，神位都应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变成了相互背离。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依照先前朝束。斋官站在社坛东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执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据礼没有异名，现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为太稷，怎能说是稷社呢?腊祭太社日期临近，可依照所奏请的事情处理，改定礼仪制度。

仪曹称治礼学士的意见是：《郊特牲》又说“国君面向南，是与阳相对；大臣面向北，是与国君相对”。如果认为阳气在南，那么神位应朝北；阴气在北，那么神位应朝南。现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坛与阴阳无关，设置神位又怎能拘限于南北。众位神灵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时候，面向北行礼大概是想申明神灵的尊贵，表示追求阴幽的含义。魏秦静让另外营建社稷，说自汉代以来，相沿朝南。汉离周年代隔得不远，鄗城荒废的房基，商丘残余的树，应还有遣存，迷失祭坛方位，没到现在这样，博学的儒者知识通达，不认为是错误。庾蔚之从前已有这种意见，后来徐爰、周景远都有不同意见，仍旧没有改变。

何佟之建议：提出的辩驳引述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臣下面向北与国君相对。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如果相背则在社神位面向南，国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辩驳相符。《郊特牲》说“臣下面朝北与国君相对”。又成了国君与臣下相背。现在说国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释“答”的意思，那么国君朝南就不能称为“答”，《礼记》怎能说祭社时国君朝南“答”阴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国君也应当面向西，为什么在社祭时面向南?在效祭时面向西呢?我的解释不是如此，《礼记》说，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这是表明朝廷集会的时候，昌盛的阳气在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犹如圣人面向南听政，向着光明治理国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阳呢?由此可知祭社时神位朝北，国君与之相对所以朝南；祭天时神位朝南，国君与之相对应当朝北。现在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面向西，这大概是进入祭场的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应接相对时的位置。据《礼记》说“社祭为的是神化地”。又说“社祭祭祀地而主阴气”。又说“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处死”。孔安国说“社祭主阴气，阴气主肃杀”。《传》说：“日食，在社祠击鼓”。杜预说“是谴责各阴气”。社祭执掌阴气的强盛，所以朝北设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虽然也与土地祭祀同样尊贵，可是不具这种意义，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阴祀神位不朝北，便说社祭神位应当朝南。据《周礼》祭社时神位朝南，国君追求阴幽，应当面向北，可是《礼记》说国君面向南，这与相对阴气的意思，追求阴幽的言论不违背吗?魏临时用汉的社坛，社坛、稷坛同在一处，共用一个门口，稷坛在社坛北面，都不是古制。后迁到皇宫南面，自当是遵照礼制。如果像秦静说的这样，就是显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旧事。当时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么史籍。就是依照议论者提出的秦静所说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汉代旧的法度，汉代又是沿袭周代的成规，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坛，都应当朝南，现在为什么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东呢?

治礼学士又向何佟之问难，总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礼学士没有明确的根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实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据《周礼．大宗伯》“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郑玄又说“都有牺牲缯帛，各依照祭器的颜色”。此可知在圆丘祭天用黑牛犊，在方泽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说“凡是阳祀都用脐牲畜，阴祀都用黝牲畜”。郑玄说“醉，赤色；黝，黑色。阳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庙祭祀。阴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是阴祀，用黑色牲畜，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了”．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现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庙、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舆从前的礼制不符。另外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晋以后，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坛陈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现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设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损盛大的礼典。

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论语》说‘牛犊是赤色而且长着整齐的角，即便不想用于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不知道山川之神应当是阴祀不?如果属于阴祀，那就舆用黑色不符了。”

何佟之又发表议论：“《周礼》以祭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祭山川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处方位，因为这些祭祀很重大，应当遵从本色。祭山以下的祭祀，没有记载牲畜的颜色，因为这些祭祀规模小，依照它们崇尚的颜色。这样《论语》、《礼记》的两种说法，怎么不相符?”众人商量认为合适。采纳了这一意见。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议说：听说凡是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圆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春分祭，秋分日拜月，为的是教诲目姓事奉国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义．所以《礼》说“王一定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腰插大圭，手持镇圭，用五色丝绳绕五圈装饰朝拜曰”。屋邈说“天子在春分曰祭，秋分曰拜月”。《觐礼》“天子出束门之外拜曰”。卢植“朝拜曰是在立春”。郑玄说“端应当作冕，朝拜是春分的时候”。《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的镇圭，有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到柬郊朝拜，为的是教导国民尊奉天尊”。所以郑玄知道在这裹端是作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祭，秋天傍晚拜月，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说明所用的确切时辰。马融、翅玄说是用春分、秋分，卢植说是用立春。我认为日是太阳的精灵，月是太阴的精灵。春分时阳气刚在上升，秋分时阴气正向上长。天地是至尊，要在节气开始时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曰月在礼仪等级上次于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