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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西汉 史记 司马迁 著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向老子请教周礼。

  老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人的骨头都已腐烂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存在。

  再说君子生得其时便驾车出仕,生不逢时则如蓬蒿随风飘行。

  我曾听说,好的商人深藏财货,如同空虚无物;君子具有高尚品德,容貌谦虚如同愚钝无知。

  抛弃您的骄傲之气与过多的欲望,除去您的做作之色与过大的志向,这些都无益于您自身的修养。

  我所能告诉您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孔子离去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

  能跑的可以用网捕,能游的可以用线钓,能飞的可以用箭射。

  至于龙我就不知如何相处了,它乘御风云而直上九天。

  我今日见到老子,他难道就是龙吗?”老子修治道德,他的学问以自隐无名为宗旨。

  他居于周都很久,眼见周室衰微,于是便离周而去。

  到达散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一定要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篇,阐述道德之意,共五千字,然后离去,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道家的作用,与孔子同时代等等。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因为他修道养性而长寿。

  从孔子死之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时说“:开始秦与周合在一起,合五百年便分离,分离七十年而有霸王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即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也不知哪种说法正确。

  老子,就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之子名为宗,李宗是魏国的将军,受封于段干。

  李宗之子名为注,李注之子名为宫,李宫的玄孙名为假,李假在史记汉文帝朝任职做官。

  而李假之子李解任胶西王刘..的太傅,因而就定居于齐地。

  世上学老子的人则贬绌儒学,学儒的人也贬绌老子。

  “宗旨不同的人不通谋划”,难道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吗?李耳讲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清静而民自正。

  庄子是蒙地人氏,名为周。

  庄周曾经做过蒙地漆园小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

  他的学识无所不窥,而宗旨归本于老子的学说。

  所以他著书十余万字,大多是寓言故事。

  所作《渔父》、《盗跖》、《月去箧》,都是用以诋毁孔子之徒,并阐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一类文章,都是空言而没有事实。

  然而,他善于作文分析辞句,指称事物切合情状,用以攻击驳斥儒家、墨家,即使是当世的积学之士也难以自行解免攻击。

  他的文章汪洋辟阖,纵横自恣,以适合自己的心意,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不能重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者以丰厚的礼物去迎接他,答应聘他为国相。

  庄周笑着对使者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

  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的牺牛吗?喂养它几年,给它披上锦绣,将它牵入太庙。

  当此之时,它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活着,难道可以办到吗?您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

  我宁愿在污水沟里游戏自快,也不愿为国君所羁绊,终身不出仕,让自己适意自快。”申不害是京邑人士,原为郑国低级官员。

  学成刑名法术而求见韩昭侯,昭侯用他为国相。

  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侯,执政十五年。

  直到申子去世,国家太平,军队强壮,没有谁侵犯韩国。

  申子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以循名责实为主,著书二篇,称为《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

  他喜爱刑名法术之学,而宗旨归本于黄老。

  韩非为人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说话,而善于著书。

  他与李斯都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韩非眼见韩国的削弱,多次上书谏劝韩王,韩王不能用韩非。

  于是韩非痛恨韩国治国不注重修明法令制度,掌握权势以驾御臣下,富国强兵而寻求任用贤人,反而举用浮夸淫说的蠹虫而凌驾于建功求实者之上。

  他认为儒者用文辞扰乱法度,而侠者用武力违犯禁令。

  太平之时宠信沽名钓誉之人,危急之时使用披甲戴盔之士。

  现在供养的人并非使用的人,使用的人并非供养的人。

  悲叹廉洁正直之士不为邪曲谄谀之臣所容,考察往古得失的变化,所以写作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凡十余万字。

  韩非深知游说人主之难,所写的《说难》文中说得很详细,然而终于死于秦国,不能自脱于难。

  《说难》述说:一切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用以说服人主有困难,不在于我的口才辩明我的意思有困难,也不在于毫无顾忌地充分表达意见有困难。

  一切游说的困难,就在于揣测游说对象的心理,用我的言辞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意在博取高尚的名声,而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游说者就会被视为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必被遗弃疏远。

  游说的对象意在贪图厚重的利益,而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他,游说者就会被视为缺乏心计而脱离事物情理,必定不会被录用。

  游说的对象实际上贪图厚重的利益而表面上博取高尚的名声,而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游说者;如果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就会暗中采纳游说者的意见而公开抛弃游说者。

  这些是游说者不可不知的。

  行事以守密而成功,言谈以泄密而失败。

  未必是游说者本身泄露,而言谈中涉及君主所隐匿的事,这样游说者就有危险。

  人君有过错,而游说者用明白的语言和正确的议论推究其过错的恶处,那么游说者就有危险。

  游说者还没有得到人君的恩宠深信便尽其所知说出来,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有功效,而游说者却并无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出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受到怀疑,像这样游说者就有危险。

  人君已有良策并想作为自己的功绩,游说者参预其事,就有危险。

  人君公开进行某事,而自有别种目的,游说者参预而知其计,就有危险。

  强行劝说人君做不愿意做的事,尽力阻止人君使停止其不愿意停止的事,游说者就有危险。

  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地位高贵的人,就会被认为挑拨离间;和君主议论地位卑贱的人,就会被认为挟诈卖权。

  议论君主喜爱的人,就会被认为有所利用;议论君主憎恶的人,就会被认为有所试探。

  说辞简略直接,就会被认为没有才智而遭受屈辱;说辞铺陈文华,就会被认为语言烦琐而厌其久长。

  顺从君主之意而陈言,就会被认为怯懦而不尽心;深思熟虑而广泛陈言,就会被认为粗鄙而多倨傲。

  这些是游说的难处,游说者不可不知道。

  一切游说的要务,在于懂得粉饰君主尊敬的对象,而掩饰君主避讳的事物。

  他自知谋划得失,就不要用他的失误去穷究;他自行勇作决断,就不要用对立观点去激怒;他自夸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为难之事去阻拦。

  规划与君主的作为相同的其他之事,赞誉与君主的德行相同的其他之人,就粉饰而不贬损其事其人。

  有与君主同样的过失,就公开粉饰说没有过失。

  大忠之人不当面违逆,匡辅之辞不直接冲突,然后才尽量施展辩智。

  这就是亲近之人不被怀疑,能尽其辞辩的困难。

  须得经历漫长的时间,而恩泽深厚之后,计虑深远而不受怀疑,彼此争议而不被怪罪,这才明白地计议利害而为之创建功业,直接地指陈是非而为之修饰人品。

  用这种态度彼此相待,这便是游说的成功。

  伊尹做庖厨,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一定的途径来求见他们的君上。

  这两位先生本来都是圣人,尚且不得不身执贱役而经历世事如此卑污,那么智能之士也就不将这些看作耻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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