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

　　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

　　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

　　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载Ｃ１３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贴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

　　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