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一九·奏事录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后。其曰“追书”者，乃已前事，忘其月日矣。〉

　　论孙长卿为台谏所劾事

　　孙侍郎长卿罢环庆路总管，拜集贤院学士，为河东都转运使。台谏交章论列长卿守边无状，宜加降黜。中书以长卿无败事，昨因朝廷起孙沔于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长卿以岁满得代，无过可黜。而台谏论奏不已，最后贾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进呈。上厉声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修奏曰：“臣等不为已行难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当，能用台谏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从谏之圣。至于臣等能不遂非而服义，改过不吝，圣贤所难，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长卿除授不为过当，若曲从台官之言，使彼衔冤受黜，于理岂安？故难行也？”韩公曰：“自陛下亲政已来，台谏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议，谓致人主有所谏之名者，是臣等之过。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岂敢不行？直以长卿无过，难徇言者滥行黜罚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台谏夺权。”臣修奏曰：“此则为陛下言者过也。朝廷置台谏官，专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职。苟以言事为夺权，则台谏无职可供矣。”　　辨蔡襄异议

　　蔡侍郎襄，自给事中、三司使，除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知杭州。初，上入为皇子，中外相庆，知大计已定矣。既而稍稍传云有异议者，指蔡公为一人。及上即位，始亲政，每语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乐之色。蔡公终以此疑惧，请出。既有除命，韩、曾二公因为上言：“蔡襄事出于流言，难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为鉴也。”臣修亦启曰：“或闻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亲见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见，无则不可知其必无。”臣修奏曰：“若无文字，则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见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往时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学石介书字，岁余学成，乃伪作介与弼书，谋废立事。书未及上，为言者廉知而发之。赖仁宗圣明，弼得免祸。至如臣，自丁母忧服阕，初还朝时，有嫉臣者乃伪撰臣一札子，言乞沙汰内官，欲以激怒群阉。是时家家有本，中外喧传。亦赖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见文字，犹须更辨真伪，何况止是传闻疑似之言，何可为信？”上曰：“官家若信传闻，蔡襄岂有此命？”

　　独对语〈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与西厅赵侍郎皆在告，集贤私忌。臣修独对崇政殿，进呈文字毕，敛笏将退。上有所问。〈所问不录。〉臣修因奏曰：“近闻台谏累有文字，弹奏臣不合专主濮王之议。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议非臣所得独主，台谏文字既悉留中，言者于是稍息。”上曰：“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时，或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后宜少戒此。”臣修对曰：“臣以愚拙，敢不如圣训。”上曰：“水灾以来，〈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进贤。”臣修曰：“近年以来，进贤之路太狭。此诚当今之患，臣每与韩琦等论议未合。”上曰：“何谓进贤路狭？中书常所进拟者，其人皆如何？”臣修对曰：“自富弼、韩琦当国以来，十数年间，外自提刑、转运，内则省、府之类，选擢甚精，时亦得人，比于往年，绝不同也。然皆钱谷、刑名强干之吏，此所谓用材也。如臣所言进贤之路，谓馆职也。”上曰：“如何？”臣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两制选居两府，〈今学士、舍人、待制，通谓之两制。〉自三馆选居两制。是则三馆者，辅相养材之地也。往时入三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谓太狭也。”上曰：“何谓三路？”臣修曰：“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时进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馆职，第一人有及第才十年而至辅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两任近十年，方得试馆职。而第二人已下，无复得试。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随即召试。今但令上簿，候馆阁阙人与试。而馆阁人无员数，无有阙时，则上簿者永无试期。是荐举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谓进贤之路太狭也。”后数日，上因中书奏事，遂处分，令择人试馆职。

　　御药陈承礼监造衮冕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诸物，旧属少府监、文思院、后苑作紫云楼下。近年多别置局，以内臣监作，各争占工匠。乞一切依旧，归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监申造衮冕，内批令御药院陈承礼监造。中书复奏。上以南郊日近，须内臣庶可办集。韩、曾二公奏以冲改近降指挥，不若令承礼就少府监作。上意未决。臣修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挥。从来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礼监作，只是移御药院置局就少府监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内降补僧官〈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阙，多因权要请谒，内降补人。当时谏官、御史累有论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职有阙，命两街各选一人，较艺而补。至是，鉴义有阙，中书已下两街选一人，未上。而内臣陈承礼以宝相院僧庆辅为请，内降令与鉴义，中书执奏以为不可。韩、曾二公极陈其事。臣修亦奏曰：“补一僧官，当与不当，至为小事，何系利害。但中书事已施行，而用内降冲改先朝著令，则是内臣干扰朝政。此事何可启其渐？”又奏曰：“宦女近习，自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今小事若蒙听许，后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从。是初欲姑息，而反成怨望，若不绝之于渐。此一小事，陛下不以为意而从之，彼必自张于外，以谓为上亲信，朝政可回。在陛下目前似一闲事，外边威势不小矣。”上遽可中书所奏，令只依条例选试。臣修又奏曰：“事既不行，彼必有言‘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试思，从私请与从公议，孰为得失？”而韩、曾二公亦所陈甚多，上皆嘉纳也。　　又三事

　　三司使、给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欣然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慈寿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亦有异议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执政数人不顾家族以定社稷之计，而小人几坏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头，近日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然莫知为谁也。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论议，尚莫知虚实。既而上疾愈亲政，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上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无阙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母年八十余，多病。况其只是请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后便却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未尝不变色。襄亦自云，每见上，必厉色诘责其职事。其后谅祚攻劫泾原，西边日有事宜。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韩公等初尚挥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在庆宁已闻蔡异议，或云上入宫后亲见奏牍尚在。至是因蔡乞罢札子，韩公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韩公曰：“事出蔼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构害善人，人难立矣。”曾公曰：“京师从来善造谤议，一人造虚，而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果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唯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忧服阕，初至阙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稿，传布中外，家家有之，内臣无不切齿。只判铨得六日，为内臣杨永德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未久，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此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韩、曾又各进说。上曰：“数家各有骨肉。”〈意谓异议若行，则执政被祸。〉又曰：“造谤者因甚不及他人？”据此，似圣意未解也。

　　仁宗既连失褒、豫、鄂三王，遂更无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逾时不能御殿，中外忧恐。既而康复，自是言者常以根本为急，交章论述，每辄留中。故枢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学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人所知者，不可胜数。今枢密富相与昭文韩相亦屡进说。虽余亦尝因大水言之，在初无采纳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枢庭过东府，忽见内降一封，乃谏官司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吕诲亦有疏论述。昭文与集贤曾公及余晚议，来日当将上，相顾以为如何。韩公曰：“若上稍有意，即当力赞成之。”曾公与余偕曰：“此吾侪素所愿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读毕，未及有所启，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余自为校勘，及在谏垣，忝两制，迨二十年，每进对，常极从容，至此始闻仁宗自称朕。既而又左右顾曰：“宗室中孰为可？”韩公惶恐对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岂臣下敢议，当出自圣择。”仁宗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启曰：“其名谓何？”仁宗即道今上旧名，曰名某，今三十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