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武者，阴阳之义也。故治乱相寻，本阴阳叠运，必文武并用，乃相济有成。粤稽三代而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率，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迨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顾孙、吴者出，立为一家之言，特设军务，不由民社，以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郡县，汉封同姓，唐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而曲为更张，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且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判途未甚，核军实者，犹诘责于事定之后，以故议论事权势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断乃成。迨至宋室立国本弱，儒术歧多，故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讫于我朝以武功驱除僭乱，恢拓区宇，一时握戎者辄以汗马自骄，纷然多事，以故防微虑重，军政肘掣。承平二百年来，文法日密，不惟分党而治，抑且恶兴而攻，惟驭众临垒为将士之责，而粮饷赏罚操纵予夺，纤细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缙绅预其章程，复不关于利害，故文武势分，情格阴阳之义，判而相成之实堕矣。盖当思之朝廷设官分职，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旬宣之司，激扬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将士跃马食肉，握符当关，其所统军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民商税课为之供养，毋问风雨，宴安坐糜廪饩，无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乱定暴则民生遂，民生遂则国本安。故文武之职不同，所司之政虽异，而其所以保民一也。
顾今反其道者，止知军士是我统驭，其于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徇情而偏爱之，每到地方，纵容骚扰百姓，不肯克己，当见东南受兵之处，有谣语云：“贼是木梳，兵是竹蓖。”盖言梳还有遗，蓖则无遗矣。及有军卒生事相讦到官，又辄右兵而左民，以致军士纵恣，纪律不整，百姓失望，比临阵时，不惟无以戡定患乱，且杀平民以报馘，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奸淫被难女妇，矫诬掩败，设诈冒功，此辈不遭人祸，必受天刑。于是文吏耻武夫之无术，视军士如仇雠，凡军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克毒，务要军将受亏，曲护小民以为仁爱，而小民亦只顾目前便宜，那管隐祸在后。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将士，为得体，为有风力，互相仿效，稍有通念者，众共笑而排之，以为同流合污。遇有警时，即钱粮军器馈饷应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军士杀贼，要将驱不饲之马、不哺之军，不着人家居宿，无视贼势众寡，机宜何如，一到便杀了贼来，庶才将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于凡军伍气势被其摧抑已尽，将官事权被其掣肘莫展，临时又不相济，复加以未谙兵机之人硬强调度，岂能杀贼？是以贼得猖獗，蹂践边关，虔刘子女，损伤国体，不知几何，与平日偏爱私恩，孰为得失？即将士粉身碎骨，何补于民社也哉?
今后为吾将者，须是看定兵马，真为安国保民之物，事事报恩之本，无问文武，分涂展布，难易一心，从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驯之，必以严节制为务，欲严节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习武艺，知兵法。身率之艺也，非本也。本不端则万目丛脞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勤职业则效法有日进之益，先知谦德之利，则我为官箴惜而人亦为我惜之。但俗知义之所趋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是而审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萎靡之害大，故先审萎靡之害。萎靡自逢迎生，故先审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胜人为害足以取祸也。故先审胜人之害。胜人之害生于刚愎，故先审刚愎之害。大都诸偏之为害，未有甚于欲之为害也，而货利声色尤害之大者。货利犹可勉强，无如声色易在惑人，故声色先于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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