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卷四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压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内成。太祖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靡，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之者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鉦鼓。太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时将士居京卫，闲暇有以酣饮费赀者。太祖闻，召谕之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乃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靡。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诏改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夷，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太祖谓侍臣曰：“淡泊可以养心，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畋猎，皆役心损德之具。是以高台深池，庸主攸亡；卑宫陋室，圣主攸兴。朕观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知所警戒，则可长保国家矣。”

　　太祖以大内宫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谓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靡，必至丧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频年饥馑，艰于衣食，鲜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检制其心，惟恐骄盈不可复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宁。故凡有兴作，必量度再三，不获已而后为之，为之未尝过度。宫壼之间，皇后亦能俭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为矫饰，实恐暴殄天物，剥伤民财，不敢不谨。”侍臣对曰：“奢侈者常情同欲，节俭者富贵所难。陛下安行节俭，无所勉强，诚宜为万世子孙之法。”太祖曰：“节俭二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而日用无穷，一或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剥削，皆原于此。须体朕怀，共崇节俭，庶几无悔。”

　　励忠节

　　吴元年十月辛亥，太祖敕礼官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又若江州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

　　十二月丁卯，太祖谕山东所俘杨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将临大事、当大任者，身贵而愈谦，权盛而愈下，敌胜而愈戒。故能立功于当世，流芳于无穷。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几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足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者，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为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

　　报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效忠死敌，昭然可数。然有功不报，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中书其议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庙于鸡笼山。敕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乡曲。继率英贤渡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十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怀。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为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殁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赏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将校。太祖谕之曰：“论功行赏，国之常典。但府库之积，皆民所供，是为天财，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尔等为国效力，摧暴靖乱，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尔劳，非私恩也。尔等攻城略地，战斗于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赏，亦可谓荣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显为永成侯，赐文绮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时显有专杀之罪，太祖召诸将臣谕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当诛，太宗欲宥之，而执法者不可，卒以见诛。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也，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显始自盱眙来归，朕抚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从朕征讨，皆著奇绩。自后破庆阳、追王保保、战贺宗哲，其勇略意气，迥出众中，可谓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为性刚忍，朕屡戒饬，终不能悛，至于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及杀马军，此罪难恕。而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从朕，有功无过。显因利其所获孳畜，杀而夺之。师还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牵衣哭骂，且诉冤于朕。朕以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欲宥之，则富死何辜？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瞻富之家，一以瞻所杀马军之家，一以养其老母妻子。庶几功过不相掩，而国法不废也。若显所为，卿等宜以为戒。”诸将巨皆顿首。　　丁丑，太祖谕魏国公徐达等曰：“卿等连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临危决机之际，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则召卿等议之。”达对曰：“臣等荷陛下威灵，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顾臣等愚陋，犬马微劳，何足齿录。伏蒙圣恩特加优礼，揆之于心，实深愧悚，岂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劳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劳耳。”达等复固辞，弗许。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大祖谕兵部臣曰：“曩以云南诸蛮凭恃险阻，弗遵声教，扰我疆场（埸），纳我逋逃，边都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将出师，讨其不臣。今西南诸夷悉已平定，凡从征将士已各加封赏，酬其勋劳。独念死者永违乡土，不得收葬，诚可哀悯。尔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将士有死者，悉为收其遗骸，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国公徐达既薨，太祖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已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朕不意遽殒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夺吾良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诏凡内外武臣之家，如子孙已袭替而亡、再无应袭者，给全俸以瞻之。及有子孙坐事谪充军者，亦宥之，令自立勋，仍给瞻其家。”兵部请以半俸给之。太祖曰：“内外武臣，昔皆捐躯相从，百战以定天下，念其劳绩，未尝暂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悯之。夫厚禄所以报功，广惠所以惇仁。故给之全俸，使有所瞻。尔心必曰：‘全禄费财，半禄节用。’夫当予而予，则费不过度，当节而节，则用为适中。优以全禄，未为过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赉天下致仕武臣。太祖谕之曰：“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尔诸将臣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尔等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朕思起兵时与尔等皆少壮，今皆老矣。久不相见，心恒思之。故召尔等来，所赐薄物，以资养老。尔等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诸将叩首谢。太祖因叹曰：“同历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诸将臣无不感激，至有堕泪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归德侯陈理同群臣朝，太祖深怜之。理退，因谓群臣曰：“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松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像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存仁讲《尚书。洪范篇》，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阳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箕子以是告武王，以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岂特为人上者当勉，为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其君。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

　　吴元年二月丙午，太祖谓侍臣曰：“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监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祸。”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几，未免有劳圣虑。”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宴罢，因召群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代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至颠蹶，所养不谨，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太祖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太祖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

　　四月戊申，太祖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诗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贺平沙漠，太祖谕之曰：“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进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堕坏，民困于贪残，乌得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何无敌，安得不兴？”太祖曰：“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不，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录》成，太祖览之，谓诸儒臣曰：“朕观历代贤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肃，故百灵效祉，休徵类应。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违天慢神，非惟感召灾谴，而国之祸乱亦由是而致。朕为此惧，每临祭。必诚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编此书，欲示鉴戒。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所以彰善恶，岂惟行之于今，将俾子孙永为法守。”

　　壬子，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伪瑞应以恣骄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臣谨奉诏者。”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吴祯自辽东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秫密高大方、同佥高希古、张海马、辽阳路总管高斌等至京。太祖谓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于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已而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果以其地来降，尚存一二桀骜徘徊顾望，朕亦不问。今高家奴等又相继而至，不劳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运已革，故来纳款。然自古兴亡之道，与治乱相寻。《书》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纪纲废坠，造乱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辈遂为朕臣仆。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业业，夙夜罔懈，何至沦丧？卿等宜鉴前轨，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于所警也。”群臣皆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圣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诚宗社万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先是，祯督饷定辽，因完城练卒，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太祖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固有可喜，亦有可惧。”祯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夫复何忧？”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可不惧乎！”祯对曰：“圣虑深远，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制中都城隍神主成。太祖自为文，遣兵部尚书乐韶凤奉安之。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顿首曰：“愿陛下终始此心，则天下幸甚。”

　　是日《昭鉴录》成，以颁赐诸王。太祖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太祖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前导，命翰林儒臣选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外戚、宦官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于此。然所以启之者有渐也。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蒙蔽。至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覆辙可鉴矣。”太祖曰：“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其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侍臣顿首曰：“陛下此言，诚有国之大训，万世之明法也。愿著之常典，以垂示将来。”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太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借寸阴，文王何以日膳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皆顿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与侍臣论治身之道，太祖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饰而已，凡求私便于已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十一月丁酉，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论持身保业之道，太祖曰：“人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谨小行而无已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至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太祖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无不向化，舆地之广，诚古所未有。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太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惠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冀求苟免于患害，何益？”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尝听命于天。”太祖曰：“心无所愧，可听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太祖谓太子少保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乱亡之故，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卿与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资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有所警。苟谓已安，不以为意，治乱系焉。”铎顿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虽老悖，敢不尽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弭灾异

　　吴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太祖因久旱，日减膳素食，宫中皆然，俟天雨复膳。既而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雨，然苗稼焦损必多，纵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对曰：“昔武王克商，屡获丰年，诗人颂之曰：‘绥万邦，屡丰年。’主上平海内，拯生灵，上顺天心，下慰民望，而忧勤惕厉，感兹甘雨，丰年之祥，其有兆矣。”太祖曰：“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弭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阴阳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太祖谕四辅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屏异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卞（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

　　洪武五年五月己卯，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来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岧嶢，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已忽不见。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感，守正者非谶讳（纬）可干。汉之文成五利，足以为戒。事涉妖妄，岂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太祖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评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与孔克仁等论前代成败，因曰：“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汉高起自布衣，能以宽大驾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

　　壬戌，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论三国时事，因言孙权题诸葛子瑜于驴面，与其子恪谐謔。太祖曰：“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故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孙权盖不知此，轻与臣下戏狎，狎其臣而亵其父，失君臣之礼。恪虽机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谐謔，而君臣父子之道亏。举动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五月丙子，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太祖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太祖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问侍臣：“石勒、苻坚孰优？”詹同对曰：“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太祖曰：“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问起居住詹同曰：“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与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同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入郢之师，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太祖御左阁，观《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太祖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高之兴，首资三杰；光武之兴，寇、邓、耿、贾以为之佐。历代以来，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之。汉、唐以下，君臣可以当之否？”起居注詹同对曰：“三代以下，称汉、唐、宋，其间名世之臣，亦可以当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纯乎道德；三代而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　　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敛太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顿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何从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见，毋隐也。”

　　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太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因历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曰：“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至后唐庄宗，笑曰；“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鉴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繇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与侍臣论汉之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聪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细故，则未免苛察。上苛察则下急迫，反有累于聪明也。”

　　六月庚戌，太祖阅《汉书》，谓诗臣曰：“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着。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赐进士出身方升、同进士出身梁德远凡六十七人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谕之曰：“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之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之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　　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玩忽无所惮，谓诗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令平章彭时中以兵会遇春等共击之。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往参谋遇春军事，谕广洋曰：“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一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广，禁军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广洋至赣，见遇春等，传太祖命。时天瑞拒守益坚，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

　　正月己巳，太祖闻遇春克赣不杀，喜甚，遣使褒之曰：“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行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