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

○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楫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 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 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 完颜纲传》）《金史 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
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统宋一代论之，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而卒归于和。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当不至起衅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兵端遂开。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讠其，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氵加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吸睹，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老病垂死，吴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炅、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是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其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按《旧唐书》高宗永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开禧元年，韩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德中，王龠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 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苑纯仁（元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稽饵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犭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炅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炅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宋史 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仓，何尝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侄公绘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知之。确乃约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语小异即诛之。既而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蔡卞当国，欲甘心元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己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诸臣果如是乎？”、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吸哆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安》等传。）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今见于《高宗本纪》者，茶陵县丞王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王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故学士程、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子孙并论罪。通判沈长卿、县尉芮烨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烨武冈军，俱编管。知泉州宗室令衤令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张析附丽胡寅狱。此皆本纪所书也。其散见于各传者，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王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此以铨而连及者也。叶三省、王远、王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此因浚而连及者也。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必欲杀之。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桧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故皆及祸。赵令衤令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黄龟年以论桧贬。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亡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统观古今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岳飞，汤阴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刘，德顺军人。吴、吴、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代州崞县人。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上党人。杨政，原州临泾人。牛皋，汝州鲁山人。曲端，镇戎人。成闵，邢州人。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熙河人。赵密，太原清河人。李宝，河北人。魏胜，宿迁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统计诸名将，无一非出自山、陕者，是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亦多系北人。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张确，州宜禄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后德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世杰亦范阳人，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与蒙古共灭金时。蒙古乏粮，宋助以三十万石。张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两国方敦邻好，初无嫌隙。宋果欲复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乃计不出此，兵退之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以致兵连祸结，当时议者皆归咎入洛之师。（赵范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则宋师先入汴，而入洛犹在后也。是年正月灭金，三月即遣朱扬祖、林拓诣洛阳谒陵寝，此不过遣官省视，未即为召衅之端。然《宋史 孟珙传》，是时淮阃刻日进师，蒙古闻宋来争河南，已设哨至孟津，并增戍潼关，谒陵使谍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师槊汴，非旬余不达。吾以轻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乃与二使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此虽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又《金史 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走归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势恣横，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恶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阳与立谋备御，偕立巡城，遂杀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后赵范守襄阳，与伯渊等酣狎，以致襄阳失守。可见伯渊杀崔立后，即投入宋军。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无可疑者。（《宋史 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续通鉴纲目》谓全子才既至汴，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谓子才曰：“敝吮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为监军。到洛阳，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到洛之次日，所赍粮已尽，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败而归。此事《宋》、《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晰，惟《续通鉴纲目》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