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一○九三）

　　１、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之邵论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於国无补，不可复相。杨畏亦攻纯仁，皆不报。纯仁辞，不允。入谢，太皇太后宣谕曰：“相公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云：时知颍昌府，遣内侍斋诏赐之，令乘驲赴阙。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垂帘时，惟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相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当劝奖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状》云：上遣中使斋诏抚问，仍赐银合、茶药。召公赴阙，拜通议大夫，再为右相。公辞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谢，帘中骤曰：“卿此来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公对曰：“臣方欲荐此二人，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云：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谓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以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后十一月卒以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拜右相。诰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劳於求贤，职在论相。眷言旧德，还复宰司，乃颁命书，播告在位。具官范纯仁，秉心直谅，履道坦夷。宽闲出於天资，忠义本於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向解钧衡，少旷藩屏。介圭修觐，喜见仪型，公衮言归，益隆体貌。是用延登右弼，仰应中台，宠进文阶，增陪井赋。於戏！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说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毕公之正色。惟贤能俊杰尽其用，则阴阳寒暑得其和。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厥殚乃心，无替朕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案：《宋史·本纪》：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王巩《随手杂录》云：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千文可换，因常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铁钱贱而物加贵。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於体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仰，故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３、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邠，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喜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讬，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长编》，“公等”作“公事”。）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预言之，今止从《实录》，係之二十二日。）

　　４、戊辰，太皇太后服药，肆赦。（《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肆赦。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药，放朝参。吕大防等入问太皇太后圣体。前此大防奏：“每日进呈文字颇烦，乞自今细事毋烦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毕沅《通鉴》云：戊辰，赦天下。《长编》不系日，依毕《鉴》附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纪》：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灭。《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於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柰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太皇太后崩。（《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太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寿康殿。然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无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册文》所载干支恐误。《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通鉴》均与此同。又案：《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传》云：元祐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

　　３、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集》：改园陵为山陵。手诏：“大行太皇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

　　４、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於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书，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案：《纪事本末》此注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系知定州之文，是必《长编》两存，《纪事本末》因两述之。然考《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轼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轼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诏不允。政目亦二十八书轼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不录。又案：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云：元祐八年，寻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据此，则九月十三日为不误。又考《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州论事状》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於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於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於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并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於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无利害，而於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於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於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於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达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於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并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於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窃以此疏证之，盖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辞之指挥，《纪事》不载。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误“九”字为“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应有“新知”字也。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状”，其文未列，未知是否杨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长编》本未取其文。今据《东坡集》中所载并附录於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状》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劄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帙，於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５、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４、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亥朔。）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纪事本末》卷百一。）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京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駮，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於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人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於有过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骤加召用，必骇众听。若大臣又不能固执，则朝廷全无纪纲，公议遂废，其於圣德为损不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