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卷七十八

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矞和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今录眭夸等为《逸士传》。

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没石勒为徐州刺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

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于此将别。”桃简，浩小名也。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书。及浩诛，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辞义为时人所称。

妇父钜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尝，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傅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

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因辞不拜。又欲使衣帻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崧高道场寺。数日而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诫兄子综，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初，亮以盛冬丧，时连日骤雪，穷山荒润，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幍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李谧，字永和，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淮，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仪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