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佛因缘

人生经历当中的许多挫折、痛苦都可成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顺缘，正象华智仁波切所说：“显现上的一些挫折实际上成了值遇佛法的因缘。”的确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在遭遇了家破人亡、婚姻破裂、疾病缠身等等诸种痛苦的折磨之后，最终遇到佛法而幸得解脱。在藏汉佛教史上，从违缘的困缚中开始行持佛法的大有人在。
我们佛学院的心道，也是在家庭遭遇到种种变故后才开始投身佛门的。如今的他，正在佛学院这块清静的圣土上，精进而心安地钻研殊胜的佛法。
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人在快乐的时候似乎是想不到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所以那时我离佛很远。但命运的转变是由不得人的，就像每天的天气。当我十五岁那年就要进行中考的当儿，幸福突然抛开了我们。
父亲在我中考前夕突然病倒，几天后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拖着最后一线希望，母亲和姐姐陪他一同前往上海。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成为这个家的主人。虽然深夜醒来，难免会有凄凉的寂寞感泛上心头，但繁重的功课又使我不得不暂时淡忘这一切。年少的我第一次领教了厄运面前人的渺小、人的微弱、人的无奈。
中考结束，父亲也从上海回来了。没过几天，还没等他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他就匆匆忙忙甩下我们娘仨先走一步了。
痛定思痛，我实在想不通命运对我们的捉弄，便打算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死的答案。
现代文学大师中，林语堂是那的幽默和机智；梁实秋是如此的轻松与悠闲；周作人又带给我们闲适和平淡；徐志摩则让我们品味浪漫与燃烧……可是在他们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的生命却都没有奏出华彩乐章，相反，却是同样的黯淡与灰色：医院中全身插满管子；监狱里苦苦挣扎；空难的一声巨响……至于最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一个都不饶恕”，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铮铮铁骨与磊落胸怀，同时似乎又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放不下的执着。
至于外国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最后竟然都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都已站在了世俗人生的最高处——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样的归宿岂能作为我们的样板？也有人说，到了他们那个境界，生死都无所谓了。但我总觉得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同时也不负责任——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高到人生的什么境界？
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是我最后接触的，但印象却最深：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是否就是人生？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虚幻多变，又谈何生活的意义？
三年的技校生活总算结束了，我第一次能将自己挣得的薪水交给母亲。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知她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务。当辛酸终于熬到了头时，她的身体却彻底垮了下来，尽管此时家境已日渐好转。终于在九二年的夏天，她住进了医院——尿毒症，这种比癌症还要可怕的病，在她身上已潜伏很久了。
当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一连串地发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幸全要落在我头上？医生的回答客观得近乎冷漠：谁都可能碰上，包括我自己。
单位——医院——家，在这条三点一线的轨迹上奔波了近半年，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被我骑成了一堆废铁。最后终于争取到了让母亲前往上海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机会。为此我中止了工作，在九二年腊月二十八的凌晨，我们登上了“江申一号”的甲板。
寄居他乡十一个月，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好歹我们还是回来了。正当我们欢喜地为九四年的春节忙碌时，姐姐却因婚姻的破裂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镇定住自己，强打起精神，来安慰我那伤心欲绝的母亲。夜间，独自一人睡下时，我常常被噩梦惊醒，泪湿双襟。
人力与业力的拔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争。数十万元的代价，也只让母亲的生命多维持了一年半。这一次她又住进了医院，前后仅仅七天，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在极度的痛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日记：我是一株孤独的草／春雨浇头／夏阳炙烤／肃杀的秋风吹过／我已失去了生命的绿色／连日的冬雪又将我深深掩埋／岁月难挨／生机渺茫／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腐烂／还是燃烧
母亲的丧事结束，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生活还将延续下去，它根本不会顾及一个弱者的吁请。而我也必须生存，凡夫的生命也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但我必须找到新的生命支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满腹的苦楚、满腔的心事、满怀的疑惑，我开始接触了佛教。
来到九华山，当时刚好在举办地藏菩萨圣诞的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