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致和谐：墨子的兼爱思想

作者：任放
◆在中华文化创制的轴心时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墨子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并不遗余力地鼓吹和履践爱的哲学。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由此，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哲学。
◆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体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



在中华文化创制的轴心时代，没有哪位思想家像墨子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不遗余力地鼓吹并履践爱的哲学。墨子标示的思想路线（墨学）及其追随者聚合而成的学派（墨家），在先秦诸子中可谓气势夺人、不同凡响，成为与孔孟儒学比肩而立的两大思想流派，“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汪中《述学·墨子序》）。然而，自秦汉以降，由于统治者独尊儒术，墨学就日渐从思想流变史上消失了。虽如此，墨子的兼爱思想（一种达致和谐的崇高理想）仍有其不可抹煞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历史上的墨子是一位兼具军事色彩的杰出工匠。与一般工匠有别的是，墨子不仅仅是一名劳动者，而且立足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派别。墨家的首领称巨子，即手握矩（尺）的工匠。与先秦诸子不同，墨家是一个劳动——技术型战斗团体，它所代表的主要是隶属于社会下层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墨家掌握了丰富的土木力学、几何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有高度凝炼的概括（参见《墨经》），其见解几令当代人震惊。同时，墨家具有高昂的战斗性（“墨子之门多勇士”），这不是冲锋陷阵的军事扩张，而是以先进技术为后盾的积极防御，著名的“止楚攻宋”即可为证。勤于劳动（制作）的职业性以及军事争斗（防御）的艰巨性，使墨家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在生活上异常简朴，以致被人们视为“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墨子生活在先秦，这是一个礼制崩坍、王权衰败、诸侯蜂争的时代。墨子对现实生活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思考，映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入世风骨及救世精神。史载：“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矣。”在墨子的救世方略中，除了先进的军事防御术，最引入注目的莫过于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一整套思想主张。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墨子无意追求爱的浪漫，而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作为功利范畴的称谓，利在墨子那里主要是指利益、益处、互利、谋利等，似乎并无特异之处。但是，一旦将利与爱联系起来，使利成为爱的助力、佐证而不是对立面，那么利就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味。墨子既不片面宣扬自爱自利，也不断然否定自爱自利，而是讲求“兼”、“相”、“交”，提倡同类项之间（君臣、父子、家国等）的互摄、协调，这才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精要。从而，利不是狭隘的自私、计较、得失，不是应该任意贬低、排拒、批判的对象，而是可以借助、肯定、拥有的现实利益，具有更为开阔的胸襟与气势。

为了论证的有力与便利，墨子提出了几组相互对立的概念：兼相爱——交相恶，天下之利——天下之害，爱人、利人——恶人、贼人，治——乱，兼——别。显然，墨子的抉择非常清楚。而且，墨子进一步论证了兼爱互利的可行性：首先，他以假设导出结论，“若使天下兼相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并且以士、君子的两种不同行为作为例证。其次，他指出爱人利人“引何难之有”，关键在于上行下效。再次，他打出“古者圣王行之”的招牌，认为禹、汤、文王、武王早已实行兼爱互利之法。在论证过程中，墨子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兼爱互利是否违背了孝道（“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乎”）。墨子认为孝子皆“欲人之爱利其亲也”，而不是“欲人之恶贼其亲”。欲达此目的、守此孝道，则应该“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可见，兼爱互利不仅于孝道无碍，反而增添其益。个中深意在于，此番议论直指儒家，尽管没有公开挑明，但却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实效。这是墨、儒的一次重要交锋。

一旦将兼爱互利作为指导思想，必然影响到墨家的许多价值取向。在是非观上，符合、遵行兼爱互利者为善，包括相爱、兴天下之利，违背、践踏此道者为恶，包括不相爱、自私自利。在公私观上，由于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所以他提倡大公而有私、先公而后私以及公私兼顾。在天人观上，墨子探讨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天与人的关系，命与人的关系。兼爱互利是“天志”，人们应该认真对待，以实际行动去履行、实现之。而“命”则不然，它否定人为，讲求既定、缘分、听其自然。是否兼爱互利对“命”来说都一样，爱人利人与恶人贼人均由命定而不在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