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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界关注经典诠释问题－“儒家经典诠释问题”学术座谈会纪要　

9月17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北京市哲学会在国家图书馆联合召开“儒家经典诠释问题学术座谈会”。杨波（原轻工业部部长，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钟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申（上海师大教授）、钱逊（清华大学教授，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学智（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利民（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编辑）、曹凤泉（国际儒联秘书长）、金美华 （国际儒联副秘书长）、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等出席会议。

国学热，儒学升温，使人们关注儒家经典，于是出版了一些儒家经典的注释本。许多版本，大同小异。个别版本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任继愈先生提议，各位学者赞成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读懂古文，望文生义，误解古人。二是缺乏深入研究，掌握资料不全面，轻易否定前人的说法，自以为创新。有的很狂妄，认为前人的所有注解都是错误的，只有他的最新成果才是唯一正确的。有的说自己发现了“千古之谜”。认真审查，他的“发现”没有一条可靠的根据。三是未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用现代观点简单否定古人的思想，或者说现代的成果“古已有之”。四是有些人从来不研究学术，只是现在儒学成了时髦，想借此谋取私利。拉一些名人为自己装门面，包装自己。以上几种情况，一、二类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要知道做学问需要扎实的功夫。第三类则需要学习理论，提高思维水平。最难办的是第四类，他们有活动能量，以为学术也可以“戏说”、“恶搞”，盗用一些大官要员和著名学者的名义，欺世盗名。

中国自古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治学的路子。“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的内容来注经书，力求弄明白经文的意思，这是史学家与文字学家的工作，也是其他学者的基本功。有的学者不停止在这个阶段，而是继续深入研究，结合其他学说，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的需要，借用经书上的文字，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创新的观点。经书文字成为新思想的依据。这叫“六经注我”。汉代、宋代、明代，都有这两种注经的方式。现代当然也可以有这种方式来注释经书。“六经注我”是有思想根据的，不是随意乱注的。诠释包括文字的解释，也包括思想的阐明。从标点、注释到解读，都是会有争议的，都在正常的学术范围内，是百家争鸣所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