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文化

作者：张丰乾
受“儒家”二字的限定，人们常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对于儒家，又受“哲学”二字的牵制，加之宋明理学的影响，学界对于儒家的心性之学用力甚勤，收获甚丰之外，难免有偏狭之处。《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实际上，宋明以前，尤其是两汉时期，对于礼和礼学的研究一直是儒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儒家在取得“独尊”地位之前，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用“礼”征服了曾“溺儒生之冠”的刘邦。最近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郭店竹简中对“礼”的重视非常令人瞩目。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说，孔子之前的礼乐文化已经非常发达了。老子批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同样证明春秋时代的礼文化的积累已经极其厚实了，用孔子的话来说，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就是礼的继承（因）和改革（损益）。所以说，着眼于礼去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会发现不同于时论的图景。

有的学者把文化分成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和物质形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把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物质载体统合在一起，并且包含了风俗习惯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礼学或者礼文化的研究不能不引起重视。

邹昌林先生所著《中国礼文化》一书，肇始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热潮即将结束之时。当时很少有人从“礼”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邹昌林先生独辟蹊径，认为礼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和基础。他首先对于“文明”或文化的发生和传承作出了独到的解释，认为文明产生在国家之前，礼仪产生在文字之前，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语言、文字，还依靠礼仪。中国文化作为唯一没有间断的原生文化，是以礼为标志和根源的。

邹昌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是一个完整、准确的表意系统，古礼把舞蹈、音乐、诗歌、行礼的仪式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所不在，记录了古代生活的各种信息，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相当完备。中国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表意系统上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因为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没有中断的礼文化——世界其他的古代文明都起源于礼义，但没有像中国的古礼一样统摄整个社会生活，更主要的是，都没有像中国古礼一样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被传承下来。邹昌林先生从礼的角度考察了上古五帝三王系统的可靠性，认为《六经》作为三代的经典，是有文字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总源，而“《六经》之道同归”又是同归于礼，所以说中国文化根源于礼。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对比中，贯通古今、融合知行的“礼”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孟德斯鸠等国外学者早就详细申论了，而所谓的“宗法本位”、“伦理本位”都没有越出礼的范围。

邹昌林先生以《周礼》、《仪礼》、《礼记》，特别是以《礼记》为依据，探讨了古礼秦以前的礼的起源和整合，认为《礼记》按照“返本修古”的方法，不但揭示了古礼形式上的表象，古人制礼的动机，而且从中得出了古礼起源发展的规律。他依循《礼记》的这种方法，同时借助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古礼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证明古礼起源于整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渔猎采集时代和原始农耕时代。并且，古礼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反映人与自然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又大体包括生产礼仪、反映人自身繁衍的血缘方面的礼仪，以及综合二者的祭祀制度和禁忌制度。和后世的礼仪系统相比，在起源阶段，涉及人和自然关系的礼仪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起源阶段的古礼，具有鲜明的天人合一特点。

邹昌林先生从古礼的整合入手，论述了古代氏族部落联盟的文化意义，认为华夏文化的整合，实际上就是古礼的整合，而古礼的整合，是从古代部落联盟的形成开始的，这就是传统所谓的黄帝时代。从黄帝时代起，华夏文化就开始有了一个中心，以后的整合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古礼的整合大体上经过了五帝时代和三王时代两个阶段。邹昌林先生特别强调整合的文化，与以往相比，不仅是范围的扩大，有着统一的中心和目的，而且还在于它形成了新的特质。没有新的特质的出现，是谈不上整合的。五帝时代与起源时代相比，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社会礼仪为中心的新的礼文化系统。而三王时代，则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以政治等级祀仪为主干的新的礼仪文化系统。整个古礼是一个以自然礼仪为源头，以社会礼仪为基础，以政治等级礼仪为主干的原生道路的文化系统。

邹昌林先生揭示了黄帝时代形成古礼系统所具备的条件三大条件，所具有的主要内容五服制度和社会交接礼仪，证明黄帝作为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始点是有充分根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邹昌林先生提出：《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的特点，正是五帝时代古礼的一次整合的基本特点。大同社会既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道路的文化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早期文明社会。这种社会以社会礼仪为中心，而又没有形成以严格的的等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这正是儒家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由此揭穿了一个秘密——儒家根本的立足点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礼仪，而不是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严格的政治等级礼仪。儒家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这种政治等级制度纳入人生社会礼仪的系统中，而不是牺牲人生社会的利益去维护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等级制度。所以，当这种制度与社会人生的利益相背离时，他们总是站在社会人生的立场上，以社会礼仪和社会伦理为武器，来批判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和暴君污吏。这正是他们处浊世而独立不倚的品格。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极力宣扬五帝时代的那种大同社会，把那种社会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或许读者并不同意邹昌林先生的判断，认为有的儒家不是这样，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儒家应该是这样，或者儒家可以是这样——那么，对于儒家的过去和未来，我们都有可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对于三王时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古礼的结构、功能和价值等问题，邹昌林先生同样提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