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百年回响（七）：独占鳌头的音乐文化设施

作者：庄永平
（一）万叶书店与音乐出版物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一批我国早期的书馆、书局和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当时其出版力量在全国独占鳌头。这些书局在突出自身特色的图书之外，也附带出版了不少音乐舞蹈的图书。尤其是开设于三十年代末的万叶书店，是我国首家以经营音乐类书刊为主旨的书店。主要书籍有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上卷和大同乐会发行的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等，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书籍。1924年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上、中、下篇）、《西洋音乐史纲要》（上、下册）、《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著作。1926年开明书店初版丰子恺的《音乐入门》，是一本音乐启蒙的有较大影响的书籍。三十年代出版的有黎青主《乐话》、丰子恺《音乐初步》、《西洋音乐契子》、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话》、朱稣典《音乐概论》、郑志《乐学大纲》等。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清代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1～65册），这一较宏大的音乐基础工程在当时实属不易。四十年代还有丰子恺《音乐十课》、《西洋音乐知识》、李凌《新音乐论集》（第一集）等出版。
在歌曲方面，宗教歌曲在上海出版的最早，大多由广学书局、美华书馆、美华浸会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等出版。学堂乐歌的集子，大部分是在上海出版的，如沈心工等的唱歌集。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祥地，三十年代后出版有多种歌集，如上海星月歌舞研究社的《电影名歌500首》、《电影名歌1000首》、新声出版公司的《古今中外电影民歌选》等。一般流行歌曲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如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曲及爱情歌曲等出版量就很可观，大部分由同心书局、心弦会、文明书局等机构出版，在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群众歌曲崛起，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进步群众歌曲，在当时也有一定数量出版，如1936年大众歌声社出版麦新、孟波编的《大众歌声》、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周巍峙编的《中国呼声集》；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冼星海、张曙编的《抗战歌曲集》等。

在器乐曲方面，口琴曲集出版甚多，从1931年至1946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口琴入门》、《口琴吹奏法》约等20种。1918年出版钢琴曲《进行曲》，是我国较早出版的钢琴曲集。弦乐曲有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提琴教科书》、1932年出版丰子恺的《怀娥铃名曲选》、1933年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和前苏联佘甫磋夫的《大提琴教科书》及大提琴曲《小品》等。

民族器乐曲出版较少，主要有1926年上海中国函授学社出版浦梦古编辑的《中国音乐谱》（第一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1941年初版《二胡曲选》（卷上），等。旧上海的音乐杂志数量众多，不少刊物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的有1906年1月创刊，上海公益出版社出版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最早的的音乐期刊。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社编的《美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上海音乐学校编的《音乐界》、招伟民等编的《音乐季刊》，发表有我国早期提琴家司徒梦岩的小提琴曲译作等。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会编的《音乐教师的良友》；上海国立音乐院编的《音乐院院刊》、《乐艺》；郑导乐、谢韵心主编的《戏剧与音乐》；中华口琴会编辑出版的《中华口琴家》；易韦斋、萧友梅、黄自主编的《音乐杂志》；陈嘉震、金焰、任光、安娥编的《艺声》，创刊号发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两曲。中国作曲者协会编的《战歌周刊》；陈洪编的《音乐月刊》；上海新兴音乐社编的《音乐世界》，第1卷第1期中有插图“大同音乐国乐队”等。陈剑辰主编的《上海口琴界》；陈洪编的《林钟》；李凌、赵枫编《音乐艺术》，第3卷迁至上海出版。丁善德、陈洪编《音乐杂志》；陈曼鹤等编的《音乐风》；上海新音乐社编辑出版的《新音乐》（上海版）；钱仁康主编《音乐与教育》；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编辑出版《音乐评论》；上海时代音乐社主编的《音艺新辑》，等等。早期致力于音乐出版方面较突出的有丰子恺和钱君陶。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桐乡县人。1919年在上海与吴梦飞、刘质平等创办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同年，又和姜丹书、欧阳予倩、吴梦飞、刘质平等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1921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立达学园、上海艺术大学等任教。1929年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丰是本世纪初沈心工等开创“学堂乐歌”后，我国较早的现代音乐、美术教育家。尤其在音乐方面，早年出版的音乐普及读物计有32种，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启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钱君陶（1906～1998）原名王棠等，别号、笔名甚多。浙江桐乡县人。1926年8月担任上海开明书店音乐、美术编辑。1934年后曾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任、兼任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美术编辑。1938年7月创办全国首家以出版音乐刊物为主的万叶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音乐著作和译作。如1926年开明出版第一本丰子恺的《音乐入门》后，出版的音乐、教材、歌集达五六十种。以后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理论书籍、歌集、乐谱总达二百多种。钱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书籍装帧专家，晚年出版有《君陶书籍装帧艺术选》，并获得多次大奖。

（二）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

本世纪初唱片传入我国，法国商人洛浜生最早于1908年，在上海开办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后转让给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其后美国和日本商人也在上海联合经营“胜利唱片公司”，后由我国商人合资经营的“大中华”唱片厂。另外，先后开设的还有高亭、蓓开、长城、开明等名目繁多的皮包公司，实际多由上述三家唱片公司加工的，由此上海成为全国唱片灌制和发行的大本营。

据1964年中国唱片厂库存的旧唱片模板，包括外国曲目约34300面。有9600面由于缺乏原始登记资料，暂未编入外，现编入的有“百代唱片”（包括副牌“丽歌唱片”）6357面、“胜利唱片”1678面、“和声唱片”1518面、“高亭唱片”1439面、“蓓开唱片”748面、“长城唱片”12面，总数达11752面。其中早期大量灌制的是我国京剧和地方戏曲、曲艺唱片，包括最为弥足珍贵的谭鑫培等所灌制的唱片。在民族音乐方面，吕文成、伊自重、何大傻等合作灌制的广东音乐唱片约300张，可见广东音乐在上海一时之盛。“大同乐会”曾由胜利唱片公司灌制过《春江花月夜》，这大概是此曲改编的最早版本。百代公司国乐队（亦称“森森国乐队”）灌制过《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彩云追月》等聂耳、任光作曲的唱片19张。至于流行歌曲，包括电影歌曲更是成百上千，也灌制了不少群众歌曲。象聂耳亲自灌制过自己所写的《大路歌》等歌曲，也灌制过夏威夷吉它的独奏曲。另外，象阿甫夏洛穆夫也灌制过自己创作的《北平胡同》等描写中国的乐曲。这些公司虽然大多出于商业目的大量灌制唱片，但也一定程度上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并保存了我国早期一些珍贵的音响资料，是值得肯定的。

（三）琴行与乐器制造业

近代以来的上海，由于文化艺术的繁荣，也促使其他相关行业的兴旺发达。如旧上海的乐器制造业，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