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君臣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只有国君尊严，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的尊严，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统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其人的声誉封赐。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外迁。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学问。这些都在国君的赏赐（因何而行）。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学问。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作的事，取决于君主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