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

墨家文化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结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是何等让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很令人惊奇的是，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换言之，墨家精神，迥异于中华文化的其它分支。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处我亦不多谈。在物理学实学方面，墨家虽然还未能达到古希腊的数学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诸子中，却是雄视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术方面与鲁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学成就十分的丰富，详细可参看上面所列举的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辩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象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即国家专制集仅一旦成熟，墨家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终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的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的践行上既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致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的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从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两千年，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着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