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俗还是求雅:梁启超和严复关于文风的辩论

作者：葛亮
一百年前， 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热情称赞这本译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纟番 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文风创新。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严格地圈定了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原富》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原富》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严复文风取向是复古，是求尔雅。他在致古文名家吴汝纶的信中曾说，他“行文欲求尔雅”。尔的意思是靠拢，他所说的“雅”，是指古文写作规范。所谓“行文欲求尔雅”，是指写文章，字要用古代字义，句要仿古代句法，谋篇修辞，要遵从“古文义法”。这个意思，他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徽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在严复看来，要说清楚精深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而如果用现代口语，则根本无法说清。严复的文风复古态度，是既明确又坚定，他自然不会接受梁启超的批评。

梁启超文风的基本取向是创新，是近俗。他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里回顾过他文风取向的形成历程。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指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专以宣传为业’）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桐城派古文，从清初方苞开始，就倡导“古文义法”，追求“雅洁”。梁启超早就不喜欢桐城派文风，主张写文章要“务为平易畅达”，当然也就不能认同严复的文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