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前身是“宋江戏”。据老艺人陈坪（1884－1957年）称，听其师傅代代相传说：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农、渔村庄，每逢迎神赛会喜庆节日，村民们有装扮梁山好汉游行于村里的，间或就地作简短表演。由此出现儿童演出宋江故事，时称为“宋江仔”。清道光（1821－1850年）以后，由成年人扮演的戏班，群众称为“宋江戏”。
南安岭兜村的“宋江戏”艺人与漳州来的竹马戏艺人及一名归侨合办一戏班，班名“三合兴”。它突破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演出半文半武戏，剧目有《郭子仪拜寿》、《困河东》、《斩黄袍》、《逼宫》等。合兴戏出现后，很受群众欢迎，戏班也增多了。
“合兴戏”在发展过程中，“宋江戏”仍然存在，二者除剧目可以互演外，基本功和表演程式也互相吸收。当时有规定，进合兴戏的艺人，必须能演“桶内戏”（即宋江戏的定型剧目）才能入合兴班演“桶外戏”（即合兴戏的幕表戏），二戏逐渐融合，至清末，宋江戏与合兴戏统称高甲戏。
至于高甲戏的称谓，据传是因为演出时搭高台，穿战甲，拿戈枪，故观众叫做“戈甲戏”（“戈”与“高”闽南语音同）。另有一说法是因为戏班到海外演出，侨胞称家乡来的戏是高等甲等戏，戏班回来就自称为“高甲戏”。还有一说，是高甲戏有九个角色故称“九角戏”。闽南观众则称之为“大班”、“土班”。
20世纪20至40年代，高甲戏发展很快，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就有400多个戏班，年年都有戏班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演出。各班竞技激烈，先后涌现出“十大虎班”：“前五虎”为“福庆成”、“旧大福”、“福胜兴”、“福金升”、“金秀春”；“后五虎”为“新秀春”、“大祥春”、“金成兴”、“新大福”、“福联兴”。最好的称“龙班”，即“金莲升”，故有“一龙破五虎”之说。
20世纪30年代，部分高甲戏戏班不满足于在农村草台流动演出，陆续走出国门，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国。这一期间，出国的戏班达到高潮。共计有：新连兴（1929－1935年）、三妹班（1929－1938年）、福连芳（1930－1933年）、锡坑班（1934－1937年）、桑林社（1934－1937年）、全和兴（1934－1936年）、协义社（1937年）、福顺兴（1936－1937年） 、金春宝（1936年）、尚义社（1936－1937年）、小丁班（1936年）、新金春（1936年）。
1938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20世纪30年代时走出国门的班社于战前先后回国。
1950年，泉州市曾分期分批集中高甲戏艺人学习。“泉州市高甲戏剧团”便是在“戏改”中，通过从五个民间职业剧团――“新秀春班”、“三合和班”、“福庆成班”、“新连升班”、“通华兴班”，抽调最优秀数十人演员而组成的。他们是：董义芳、吴远宋、施纯送、许仰川、柯贤溪、刘再生、林秀来、陈子良、柯贤克、蔡秀英、黄秀郎、林固子、陈玉燕、林贤殿、施义烧、蔡文煌、田鸡仔、吴尊荣、肖迪频、肖光椅、姜金龙等。而后又陆续调入一批对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具有专业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他们是：王冬青、吕文俊、杨波、张伯萍、陈枚生、王振权、王大弼、蔡展龙、佘楷模等人。由于与艺人长期合作，高甲戏从此开始由草台艺术转入剧场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甲戏得到振兴与发展。
1950年，泉州成立戏剧改革委员会。
1951年，抽调各戏班名演员组成“泉州大众剧社”（1957年改为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演员有董义芳、吴远宋、许仰川、萧迪苹、林秀来、蔡秀英等40多人。此后，相继组成晋江民间高甲剧团、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惠安高甲剧团、南安高甲剧团、永春高甲剧团、德化高甲剧团、安溪高甲剧团、同安高甲剧团、大田高甲剧团等。从此，高甲戏一改演幕表戏的习惯，开始进入新剧目与编演现代戏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甲戏《连升三级》首先遭到冲击，被当作“大毒草”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作者王冬青被揪斗，关进“牛棚”。剧团被迫解散，大批名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闽南各地的高甲戏剧团相继恢复并进入振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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