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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鞠

击鞠(也就是现代的马球)亦称打毬或击毬,唐代较为盛行。游戏者必须乘坐于马上击球,击鞠所用的球有拳头大小,球体的中间被掏空,制球的原料是一种质地轻巧且柔韧的木材,球的外面还雕有精致花纹。

关于击鞠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击鞠是在唐代由波斯(今伊朗)传至吐蕃(今西藏地区),尔后才于中原地区流行的,故有波罗球(Polo)之称;另有学者认为击鞠是古代中国人自创的:在中国古文献曹植所著《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由此可以推断击鞠于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

这种户外运动历史上称作“击鞠”,就是打马球。球有拳头那么大,球体中空。原料是一种质地轻巧并且非常柔韧的特殊木材,球做好以后,外面还要涂上鲜亮的颜色并且要请专门的工匠在球的表面进行精致的雕刻,因此制成的马球不仅是竞技运动的工具,还是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另一件必不可少的比赛工具是球杖,因为打马球竞技的比赛者是骑在马背上击球,所以球杖要特别长,球杖的顶端如偃月一般弯曲回来,可以将急速滚动的马球挡住。当然,进行击鞠运动,最昂贵的花费还是马匹。这样的高成本也就注定了它的贵族属性,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是玩不起的。
当时的球场设置是非常讲究的。长安宫城、诸王及达官显宦的私宅以及各州的官衙,都设置了专用于打马球的球场。上引阎宽的《温汤御球赋》中就描写道:“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杨巨源《观打球有作》中也有“亲扫球场如砥平”“杖底纤尘不敢生”(《全唐诗》卷三三三)的类似描写,说明球场贵在平滑坚实,以利驰骋和击球。值得提及的是,9世纪初,驸马武崇训、杨慎交竟然“洒油以筑球场”(《资治通鉴》卷二茵九,中宗景龙二年)。在韩愈描写打马球的诗中,对球场也有比较具体的介绍:“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韩昌黎全集》卷三“古诗”)说明打马球球场的三面置有短垣,四周树以红旗。
唐五代盛行打马球,但打马球的规则缺乏具体记载。元人胡三省在解释《资治通鉴》记载唐末神策军打马球时,曾叙述了当时军中打马球的规则,可以作为了解这一时期打马球活动的参考:“凡击球,立毬门于毬场,设赏格。天子按辔入球场,诸将迎拜。天子入讲武榭,升御座,诸将罗拜于下,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唐代诗人蔡孚在《打球篇》中说:“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全唐诗》卷七五)时人阎宽作《温汤御球赋》,也有“珠球忽掷,月杖争击”的描写(《文苑英华》卷五九)。他们的描述与上面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使我们能大体明了当时打马球的球、杖形制以及规则。

盛世大唐,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经济上的稳定与安逸,带动国家在体育文化方面蓬勃发展。唐代中叶,更是出现了数位热爱户外运动的最高统治者。唐僖宗曾跟人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马球进士科,他能拿状元。
不过要真在唐朝皇帝里选马球状元,恐怕还是李隆基最够资格。这位“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玄宗皇帝,年轻时可是举世瞩目的击鞠高手。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玄宗当时为临淄王,他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4 人,与使团中的10 位吐蕃善击球者相对,临淄王“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战胜了吐蕃人。当了皇帝以后,玄宗也经常观看打马球遣兴(《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唐宣宗更是打马球的高手,他能策马持杖,在空中运球,“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甚至神策军中打马球的老手,也叹服他过人的技术。
事实上,打马球是相当危险的。唐穆宗李恒也是马球迷,在他继位的第三年,曾经因为打马球而“暴得疾”,以至于连请了三天病假没有上朝,不知道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在比赛中被人闷了一球杖。而穆宗的儿子唐敬宗李湛继位时是个十五六的孩子。他打起马球来排场更大,场上他骑马打球,场下还要有乐队伴奏,烘托气氛。这位暴虐的皇帝经常半夜打球,时有“碎首折臂”的事情发生。有一次他从郊外打猎回来,半夜心血来潮,要打球作乐。这时人困马乏极易发生危险,李湛不听劝告执意一意孤行,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几个打球供奉一合计,打也死不打也是死,于是干脆把唐敬宗给杀了。老子打球不过请几天病假,儿子连命都丢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唐代,天子喜爱的运动自然是天下第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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