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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桐城知行合一:读《张耕书画文稿初编》




知行合一:读《张耕书画文稿初编》

戊戌冒酷暑,赴合肥讲课,此役为张耕先生所差(chāi),有怨言而无处发泄。课毕,自觉及格,庆幸多日准备课件,辛苦没有白费。晚上张耕先生小范围招饮,六人中仨女性,皆文博界从业人员,故聊天轻松,饮酒自如。不料张耕先生突然告诉我,他的《张耕书画文稿初编》已排版完毕,将进入校对阶段,嘱我写点什么。我即婉谢,理由是不能佛头着粪,煞了风景。但他意已决,通知我只是早晚的事而已。

张耕先生原为桐城博物馆副馆长,从马彬先生游,现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安徽管理处文物专家,主要负责书画鉴定工作。他在《清代桐城画家群》一文中谈及:“《安徽画家汇编》列清代桐城籍画家140余人,当然此时徽州籍画家或倍于桐城。而桐城一县(含现枞阳),徽州一府六县,这一比较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桐城文化之盛了……张、方、姚三大世族所出画家几乎占桐城画坛半壁江山。”方指桐城桂林方氏、猎户方氏,显赫人物为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其义等。姚则指桐城麻溪姚氏,顺治进士姚文燮、康熙刑部尚书姚文然及姚士暨、姚鼐、姚元之等皆是麻溪姚氏。张为清河张氏,著名人物有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若澄、张祖翼等,而张耕先生正是清河张氏后人,可谓书香门第,渊源有自、代有传人。也因此,《张耕书画文稿初编》中关于桐城书画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诸如方以智、姚鼐、姚元之、张廷玉、张祖翼、马其昶皆有论及。《文章甲天下、翰墨亦飘香——读桐城博物馆馆藏书画精品》一文如数家珍,对馆藏书画做了一次梳理,藏品中自然有不少桐城文人、艺术家作品,读此文,对桐城书画思过半矣。

桐城博物馆业已成为历史记忆,现更名为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是继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之后,安徽省第三家冠以国字的博物馆。桐城文化与徽州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有璀璨、悠久的历史,同为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桐城“里多富饶、人善商贾”,世有谚语云“无徽不成镇”。两地皆尊儒重教,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又俱为文物、文献之邦,新安文学与桐城文学交相辉映,而科举文化亦是两地特色。张耕先生认为:“清代桐城画家群的形成,得益于明中期桐城人文的勃兴,得益于继起的仕宦所倡导的所谓儒家正统文化崇文尚读的桐城风格。”(《清代桐城画家群》)这一点与新安画派的形成得益于徽州文化何其相似。龙眠山蜿蜒逶迤,峰回路转,气象万千,北宋画家李公麟长居于此,自号龙眠山人。黄山、白岳名闻遐迩,历代画家趋之若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孕育出新安画派、黄山画派。明清以来,桐城、徽州两地文人雅士一直交流不断,如“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曾为黟县教谕,主讲歙县问政书院,歙县吴定、程晋芳从其学。另一位“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在辞去安庆敬敷书院山长后,被举荐主徽州紫阳书院。《惜抱轩全集》中收有其记黟县《万松桥记》《西园记》文。顺治六年(1649)进士、渐江弟子祝昌,为龙眠人居新安,因此被罗列于新安画派……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桐城方氏有六支来自徽州,包括显赫的桂林方、猎户方,甚至有人认为桐城姚氏、张氏亦从徽州迁入。果真如此,张耕先生对徽州来说,也不是外人了。张耕先生曾对我说,安徽各大小博物馆,书画收藏除了安徽省博物院,余下主要就数徽州几个博物馆和桐城博物馆了,因此,徽州是他经常要往返的地方。在《张耕书画文稿初编》一书中,除了涉及桐城书画,另有数篇就与徽州相关,如写查士标、黄宾虹、汪采白……《黄山馆绘画图录概述》一文虽然应友人所请而撰,也足见他对徽州书画的了解与情愫。

前几年,张耕先生出差,行囊中总带着姚翁望先生编纂的《安徽画家汇编》一书。姚翁望先生为桐城麻溪姚氏第21世,光绪十四年(1888) 戊子科江南乡试解元姚永概先生的长子。在安徽省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因姚先生扎实的文史功底和丰富的阅历,所编《安徽画家汇编》多第一手资料,增补和纠正了诸多画史记载,可以说此书是了解安徽书画家一部较重要的参考、研究工具书,因此,张耕先生将《安徽画家汇编》一书带在身边时时熟读、精读,加强业务学习。我因在徽博供职近十年,与他由认识到莫逆,对他的工作和业务水平是比较了解的,通过阅读《张耕书画文稿初编》中诸多,则由了解升华到了景仰与钦佩。

读《由对洪学智将军收藏旧画定级意见的分歧谈近现代文物定级的有关问题》一文,颇感亲切,因为此文首发在2014年《徽州文博》上,其时我正充刊物编务工作,重读旧文,颇生感慨。一幅署名明代画家吴彬的《岳武穆公之像》,略熟悉古代书画的人通过看图片,就可以判断为伪托作品,作者也明确给出了自己的鉴定意见,将作品绘制年限定为“清末民国”间。因此,作者此文重点不是要深入分析此画为伪托吴彬,而是作为一位专业文物鉴定工作者,对文物定级方面应所持的态度,是对在一件本应定为一般文物的藏品,最后由其他同志拿主导意见,折衷与启功先生应邀请所书楹联打包定为二级文物的反思。这件作品的最终定级,或许不排除有个人感情因素或者不谙业务等原因,但不能成为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故此事过去一年多,作者时有“困惑”,思考之余,遂依据《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并结合文物具体情况和背景,提出三点中肯的意见。或许这不能改变什么,但张耕先生的职业操守和素养已充分显现无疑,而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文博界同仁、尤其是执掌“生杀大权”者学习。再读《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仅就査士标书画作品技法的比较讨论其传世书画之真伪》,尤其令我感慨。此论文是2012年提交在澳门举行的“云林宗派——安徽博物院藏新安画派作品展”期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张耕先生在文章中,就几家国有博物馆馆藏査士标作品加以详细比较,提出自己鉴定査士标作品的意见。他的一些见解曾跟我聊过,也向我说起研讨会上包括一些著名专家的不同意见,而我也在其他渠道听说过一些情况。我没有对查士标做过系统研究,更不在现场,也就不能做出评论,我仅就此事表达我对他坚持学术平等以及独立思考、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敬仰。

我认为善鉴书画者多擅书画,而非擅书画者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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