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卷九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谓此为便。”从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广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明帝立，复旧。及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为世数。

史臣曰：先儒说宗庙之义，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故亲庙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庙也。禹无始祖，汤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数如之。汉立宗庙，违经背古。匡衡、贡禹、蔡邕之徒，空有迁毁之议，亘年四百，竟无成典。魏氏之初，亲庙止乎四叶，吴、蜀享祭，失礼已多。晋用王肃之谈，以文、景为共世，上至征西，其实六也。寻其此意，非以兄弟为后，当以立主之义，可相容于七室。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盈八主。江左贺循立议以后，弟不继兄，故世必限七，主无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议：“权制：谅闇之内，不亲奉四时祠。”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间，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搜，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吉。蒸尝禘于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禘于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即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越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簨泬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迹降于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从之。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鱼：皆所嗜也。先是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氏之庙，遍在郡国，求祀已渎，缘情又疏。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议，谓之迁毁。光武入纂，南顿君已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张衡《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辄祠旧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庙，皆在邺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祎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祎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祎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祎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祎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

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窃闻祗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觐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矣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顺五君，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乃未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故知坛墠无系于阴阳，设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祇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