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简》·卷二

冬日至阳之进也，夏日至阴之进也，故于文为[B16J]。[B16J]者进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晋，省文从便也。

　　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一尘之微，一瞬之顷，不差也。梁任?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能辩者。?之五世孙升之以授郑钦说，乃悟卜宅者?葬之岁月日辰而识其墓地，殆无一字闲设，又毫厘不差也。唐刘遵古大和中节度东川，借人书千余编，忽一旦涪水大泛，书尽濡湿，方曝之，得《易》一册，题云：“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宾客示之，有掌书记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号；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则万物之不能逃于至数也，久矣。虽天地日月山河至于虚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闻大道者乃欲以智计力取分外之事，岂不愚哉？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从容问“面朝后市何义？”侍讲官以王氏《新义》对曰：“朝，阳事，市，阴事，故前后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论阴阳。朝者，君子所会，市者，小人所集，义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惊叹。盖上已鄙厌王氏之学矣。

　　周之末，礼乐散亡，六国之君独魏文侯好古。汉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盖年一百八十余岁矣，献其乐书。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导引，故寿如此。窦公亦异人也哉！考窦公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然则《周官》实周之遗书，非后世伪作，然自六国时已亡失不完矣。窦公所传，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于汉诸儒应募所作，非全书也。　　《礼记》驳杂，《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车马衣服之制皆殷之旧也。周制，朝祀戎猎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时为变。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则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顾于立夏之日封诸侯。《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后”。此殆吕不韦宾客之所为耶。

　　《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书，胥、徒，民给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犹可疑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可也；发而中节，谓之中可也。和顺积中，何喜怒哀乐之有？有感而应焉，无过不及也，则谓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谓知言。

　　宣王不藉千亩。子厚曰：“藉千亩，礼之饰也。若曰吾犹耕云耳，不若时使节用，则不劝而劝矣。启蛰得其耕，时雨得其种，苗之猥大得其耘，实之坚好得其获，取之均以薄，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子沈子曰：“先王之为是礼也，盖以身先天下，驱以归诸本，不可废也。如宗元之言，是圣王之典礼举为无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婚礼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礼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饮食酹之足矣，何必?袷蒸尝也？如是则夷狄而已矣。《左氏》征战于千亩则诬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传》皆以谓书不时。刘原父曰：“非也。南门者何？天子之法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鲁不务公室而僭天子之门制，春秋常事，不书。今特书新作南门者，罪鲁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为得《春秋》之遗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谓新意矣。然予观唐人陆龟蒙所著书，有《两观铭》曰：“两观雉门，实僭天子。”然则原父之说，龟蒙为先得之矣。龟蒙自以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门之说观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贡父《春秋传》“郑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杀之也。”盖本《谷梁》之说，谓克者能杀也。信此则京城太叔已死于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继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于十一年郑伯入许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是段未尝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国语》：“晋平公悦新声，师旷曰：公室将卑，君之明兆于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于声，犹口之于味，苟悦新味，亦将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视听好恶与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乱死亡之理。夫何讥焉？”又赵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赵孟将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内传》亦云：“人主偷必死。”子厚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业也。而堕偷弗务焉者，非其声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则其病蛊之溃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获死乎？且起居动静，语言之间，虽一颦一笑，灾祥见焉。故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语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戍以礼卜。盖精神之所寓，不可诬也。”

　　作史者务矜于文而违背道理者甚众，如左氏载季孙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为天子，今行父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积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训乎？司马迁载张释之为廷尉，治渭桥犯跸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是教人主果于杀戮，宁废法以快一时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议论参决、据法以争也。此皆为文之过。如此类不可尽举，读书者宜详之。　　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高。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己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其为《春秋》之说，谓“三《传》犹狱词，三《礼》犹律令，而《春秋》则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师省其词，审听其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之于法，吾无庸私焉。吾于《春秋》，求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书名之曰《春秋谳》，则其义也。

　　为《春秋》学者多异说，而获麟之解尤诞。《公羊传》称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西狩获麟，是时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卫蒯聩入卫，子路死之，孔子为之覆醢，安得预先两年孔子叹其死于获麟之时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卫石恶在焉。《公羊》曰：“恶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恶名恶耳，其行则未见其恶也。今《公羊》以其名恶而遂诋为恶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逊不逊，吴均不均，吾得朱异则为异矣。”亦此类也。　　孔子谓兵可去，以至于食可去，而无信不立，虽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无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语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予观退之《王承福传》云：“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济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颜氏子不改其乐，世固莫能知之。予处穷困饥寒迫切，无可奈何，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而已。虽欲改其乐，又奚以为哉？将愁苦慨叹而忧之耶？忧无益于贫也，不若勿忧之为愈也。颜氏子则既闻道矣，予非知道者，直无可奈何而已！

　　孟子谓居移气，养移体者，是殆为常人言之。若豪杰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潜心，草庐高卧，气未尝屈也。岂以宫居为哉？采薇首阳，茹芝商山，体未尝病也。岂以食养为哉？后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说者，当自孟子发之。惜哉！

　　庄周谓死为南面王乐，信也。然是特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耳。善人无愧于幽暗，无累于神明，安乎性命，视死生为一致。一旦脱去形骸、穷苦、羁绊之忧而超乎逍遥无人之境，其乐无疑也。若夫小人为不善而富贵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阴祸、天诛、鬼责丛然而麋至，化为异物，备极惨毒以偿平生贪淫盗酷、名位过分、欺君卖友、俭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时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乐之有哉？此理灼然，无可疑者。庄子自为己言之，或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之则可耳。庄子曰：其神经乎太山而无介，斯足以语南面王乐矣。

　　庄子之辩，纵横无穷，自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贞，以寓言为广。其词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开阖万变，要不出于三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