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34篇作品 >>

人物生平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其家为书香门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

　　1929年5月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7年（另一说1936年），金庸从袁花龙山学堂（现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同年考入嘉兴中学（现嘉兴一中），离开家乡海宁。

　　1938年，日军攻到浙江，嘉兴中学千里南迁至丽水，金庸进入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毕业后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

　　1955年，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在同年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6年，在《香港商报》全年连载《碧血剑》。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所用笔名为林欢）。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同年在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

　　1972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之后对其以往的武侠作品开始修订工作。

　　1973年春，金庸应台湾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蒋经国见面会谈。文革结束后，金庸在1981年与1984年来到中国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与邓小平和胡耀邦会谈。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5年至1989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

　　1989年，金庸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同年在《明报》创办三十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同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上市后，他退出报业管理层。同年明报企业上市，金庸任董事长并签订三年服务合约，与于品海达成协议由智才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

　　1993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并获江泽民接见。

创作特点

思想主题

　　金庸所创作的小说中无处不体现了对历史意义及价值的探寻。他通过在小说中塑造武林门派之间、人与人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国家民族之间以及朝代与朝代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造就了不同个人、门派、国家、民族、教会、朝代的各种悲剧。从本质上来说，金庸正是企图通过在小说中抒发强烈的悲剧情怀，旨在达到解构负面价值、弘扬正面价值的效果。

　　在金庸创作的小说里，“情”与“理”深刻体现了生命本质与传统道德之间的永恒矛盾，具体来说就是爱情与道德规范的冲突。显然，金庸的作品没有过多的抑情绝欲的说教，更没有与传统道德文化相违背的滥情现象。他仅仅通过“情”与“理”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爱情中的悲剧意识，通过对人真实生命的适当描述和张扬，反映了对禁锢人们和社会发展的“理”的反抗。金庸的爱情悲剧意识是对现代爱情的讴歌。

艺术特色

　　结局

　　与大团圆的结局不同，金庸的小说更多的是直面邪恶的成功和侠客的失败。然而金庸的创作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特征，即在描绘悲剧现实的同时，也赋予其一定的弥合功能。

　　历史背景

　　金庸将其作品及其人物形象有机地融入到鲜明的历史背景之中，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背景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以及蒙古崛起的这一时段。《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为宋、辽、西夏以及大理等几个政权纵横交错的时代。《鹿鼎记》描写的则是清朝初年，满汉民族冲突的剧烈矛盾。同时，金庸先生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将许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纳入到其文学作品之中，如完颜洪烈、岳飞、大理段氏、朱元璋、康熙皇帝、顾炎武等等，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拟人物交相辉映，虚实相加，使小说更加真实生动，读者更容易接受整个故事，不会令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

　　金庸对作品时代背景的选择也是为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服务的。纵观金庸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历史背景都放在动乱年代，这是因为动乱时代更能体现出历史人物的英雄豪情，与庙堂之上懦弱陈腐的官员相比，侠客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正如郭靖所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为国为民”来作为侠客的最高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这是侠之精神境界的升华。金庸作品中的江湖英雄，其身虽不居庙堂，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英雄。

　　语言

　　金庸语言的繁杂丰富，在其行文句式上就有充分的体现。他袭用了旧小说夹用诗词、歌赋、联句等方式，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表述上，则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方式。如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均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体现出金庸深厚的语言表述功底。

　　人物形象

　　纵观金庸的所有作品，除个别小说之外，大多数人物形象均有很强的相似之处，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以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等，虽然他们的性格有所差异，但他们均是武功高强，怀有一颗报国之心的英雄。再如其中的黄蓉、任盈盈、赵敏，以及阿紫等女性人物，均属于武功高强，且均有很强后台的厉害角色，或是父亲，或是师父，她们与普通女子相比，在性格和行事方面均属于异类，被世人列为“妖女”的范畴，但又都具有浓厚的侠骨柔情，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均殊途同归。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有两个共性，这此女性都是古代重情的“豪女”。中国的古代女性虽然比较重情重情，但是会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女性的情感却只能深理于心中，即使到了待嫁年岁，也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如果传统女性去大胆地追求爱情，这样不但会被认为是有伤风化，更会被旁人说三道四，即使有人敢于追求白己的爱情，一也会受到家人的惩罚，最后难免被人冷嘲热讽，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结果；但是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女性相比却有很大的差异，现代的女性追求爱情，却被认为是潮流，还能得全社会的广泛赞许和认可。